音乐生活报

才旦卓玛

一首歌的价值不论新旧

    只要才旦卓玛走上舞台，人们便能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些歌她唱了一遍又一遍，从她的少女时代一直唱到今天，这些歌的听众也已经有几代人了。才旦卓玛说：“这些歌是历史的见证，是西藏社会新旧两重天的写照，所以人们爱听，我也爱唱。”

从农奴到歌唱家

    记者：提起您，人们总是首先想到您从农奴到歌唱家的不寻常的经历，这条道路肯定是不平坦的，这种经历令您的观众非常关注和感到好奇。

    才旦卓玛：这确实是一件没有想到的事情，是新中国将我从农奴生活里解放出来，又指引我走上了这条道路。1937年，我出生在日喀则，当时是农奴社会，一家人在农奴主的压迫下过日子，日子过得苦，原想一辈子就在剥削中过去了，虽然喜欢唱歌，但成为歌唱家的事连做梦都不会想到。我14岁那年，也就是1951年，解放军部队进驻西藏，日喀则实现了和平解放。可笑的是，由于一些歪曲宣传，我们一开始非常怕解放军。后来，我们发现解放军不抢粮食，不霸占房屋，对人很好，我们就开始叫他们“菩萨兵”。

    西藏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向我们宣传先进思想，并成立青联妇联等组织，号召大家一起组织活动，开展学习。我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以前以为唱歌也就是自娱自乐，现在竟然可以宣传鼓动群众，感觉很新鲜，也对唱歌这件事有了新的认识。但当时只凭自己的爱好和习惯来唱，没有专门的老师来教，我想，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党的政策，指引人们开始新生活。我家离日喀则文工团特别近，经常听到里面传出的歌声，很吸引我，我便常去看人家排练，后来我加入了日喀则文工团，高兴得很。在这期间，我还随西藏青年参观团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这都是以前不敢想的事情。

    1957年年底，我被选派到在陕西咸阳设立的西藏公学学习。进入西藏公学学习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我们在这里要先学习藏文拼音、汉语拼音等文化课，再分别进入器乐班和声乐班学习。按特长，我进入声乐班学习声乐。这也是我第一次接受系统教育，也是我走上音乐道路的开端。

    记者：从您演唱的风格来看，现代技巧与民族风格的结合是很成功的，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才旦卓玛：如果说这是一种成功，我应该感谢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们，特别是王品素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让我受益终生。

    为了培养西藏音乐人才，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民族班。1958年，学院来咸阳西藏公学招生。根据学校的介绍，招生老师找到我们几个学生。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唱了几支歌，他们觉得不错。但我除了会唱歌之外，音乐理论和文化知识都不行，学院为了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对我们格外照顾，接收了我们，最后我们有３个人被学院录取。

    到上海音乐学院后，我跟王品素教授学习声乐。一开始由于语言不通，我觉得有些隔膜，但学校领导和老师对我们少数民族学生非常关心，还请我们唱藏歌给他们听，他们都很喜欢，觉得很有民族风情。这样，我就慢慢融入新的学习环境当中。王品素老师听了我唱的歌以后，就针对我们藏族的民族特色和我嗓音的特点，制定了一套适合我学习的方法。她首先跟我们学习藏语，然后把一些歌翻译成藏语，用来教我练习发声，这样来保持我声音的独特风味。后来我读到毛主席写的话“先当学生，后当老师”，我觉得王老师就是这样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的就是我的心声

    记者：像《翻身农奴把歌唱》这样用汉语创作的歌曲却让人感觉好像是民歌一样，别人是很难演唱出这种味道的。

    才旦卓玛：很多听众都这样跟我说过。《翻身农奴把歌唱》是特地为西藏歌手写的。1960年左右，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大型的纪录片，纪录片反映的是西藏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民主改革，名字叫《今日西藏》。里面需要一首主题曲，摄制组提出最好由一位藏族歌手来演唱，就找到了我。我当时有顾虑，因为歌词全是汉语，我怕自己唱不好。王老师就鼓励我，一句一句地教我，就这样，我学会了这首歌，并得到摄制组的认可。

    记者：与《翻身农奴把歌唱》相比，《唱支山歌给党听》却不是为西藏歌手量身定做的，为什么也能获得成功？

    才旦卓玛：《唱支山歌给党听》确实不是专门为藏族歌手创作的。１９６３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广播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马上就被这首歌打动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真是唱出了西藏农奴的心声，特别是“鞭子抽我身”，让我回想起小时候看到的悲惨的农奴生活，又想到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和幸福，新旧两重天的感觉很是强烈。我当时就有唱这首歌的冲动。

    我找到王老师，跟她说了我的想法。王老师开始担心我唱这首歌会丢掉自己的风格，毕竟这不是为藏族歌手量身定做的。但我坚持要唱，当时急得差点掉下泪来。我说：“歌里唱的就是我的心声，我一定要唱！”看到我着急的样子，王老师同意让我试一试，并请这首歌的曲作者践耳来听一听。听了我的演唱，践耳表示赞赏，说唱得还不错。后来，在１９６３年“上海之春音乐节”上，我演唱了这首歌，开始被大家接受，到现在看来，还是很成功的。直到现在，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还会很激动，感觉很有力量，有信心跟着党走。

无论唱多少遍

感情从来不会变

    记者：您成为全国知名的歌唱家后仍旧回到西藏工作，当时您的想法是怎样的？是什么吸引您重新回到西藏？

    才旦卓玛：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不仅教会我怎样唱歌，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在旧社会，我们备受歧视和压迫。新中国不仅重视文艺人才，而且给了我们很多荣誉，这让我感到自己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期望。

    在学校的时候，王老师就对我说：“人们喜欢听你唱歌，首先因为你是藏族人，是藏族风情吸引了他们，离开了藏族传统的根，就不会获得大的成功。”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后来周总理又对我说过一番更加意味深长的话，坚定了我回藏工作的决心。

    那是1963年，北京正在创作排演庆祝国庆1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时我正在上海参加一个大型歌舞演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后到上海，看了我的演出。周总理说，《东方红》中最好要有各民族的演员，在各地的一定要调回来。就这样，我被选调到北京。

    来到北京，马上就投入排练，周总理经常来观看。有一次，总理见到我，问我的学习情况，有没有什么困难，什么时候毕业。之后，他对我说，毕业后要回去，现在西藏很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你们回去可以宣传西藏发生的变化，又可以向西藏人民宣传祖国的新成就。而且，对于你们来说，艺术的土壤在西藏，离开艺术的土壤民族风格也很难保持。周总理日理万机，对于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还想得这么周到，我很受感动。

    演出结束后，有不少各地的优秀演员留在了北京文艺团体工作。当时东方歌舞团恰好缺一名藏族演员，特意提出要我留下。北京是让人神往的地方，对我也同样具有吸引力。可总理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谢绝了东方歌舞团领导的好意，回到西藏工作，直到现在都没有后悔过。而且事实证明，这条路是对的，无论从工作、生活还是艺术上来说，在西藏工作让我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记者：您唱的这些歌已经流传４０多年了，虽然年轻一代对过去的历史了解并不多，但都十分喜爱这些歌，您认为这些歌为什么会具有这样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才旦卓玛：我唱这些歌的感情从来不会改变。我每一次唱，都觉得激动人心。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努力，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种感受对于从农奴成长起来的我来说尤其刻骨铭心。这是什么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就是要用我的歌声把对党和人民的感情抒发出来。

    现在的年轻人面临越来越多的选择，喜欢听的歌也多种多样，但许多年轻人还是喜欢听《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些歌。这些年的演出中我接触到一些年轻人，他们都说喜欢听。有时候我想给大家一些新鲜感觉，唱别的歌，但最后仍然要求我唱这些歌，不唱就下不了台，特别是海外的华人华侨，对这些歌充满了更深刻的情感，他们听了常常会流泪。

    有人曾建议我用现代音乐的技巧改编一下这些曲子，甚至可以改动歌词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我想，现在仍然有这么多人喜欢，说明这些歌是成功的，它也许承载了很多人对历史的记忆，也许可以让不了解历史的人直观地感受历史，所以我不同意改编。一首歌的价值不在于新旧，而应该是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只要它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深厚的情感，这首歌便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