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生活报

【编者按】 咽音是世界嗓音大师、中国咽音创始人林俊卿博士耗尽毕生心血研究创立的科学练声体系，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国家艺术瑰宝。几十年来，它的发展艰难曲折，并且由于资料的不断缺失和人员的逐渐断代，目前已处于亟待抢救保护的边缘。与此同时，市场上充斥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乱象，让很多希望认真学习的人无从辨知。为此，我们千方百计找到当年的亲历者或其弟子，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述能够帮助大家正确地看待咽音、学习咽音，也让咽音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继续发展。 

在众多咽音工作者中，廖牧真是比较独特的一位。“独”在他子承父业，演绎了“上阵父子兵”的传承佳话，“特”在他远行异邦，创出了“墙外亦开花”的新局面。他天生便利，却不曾浪费机会；他厚积薄发，用加倍的汗水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中西结合，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新路；他心系祖国，用更多的光热不断回馈父老乡亲。 

作为咽音的嫡系传承人，他始终坚信咽音对于声乐艺术的巨大帮助；作为声乐教育者，他始终坚守咽音传承发展的准则；作为行业从业者，他始终坚持让咽音能够走在更规范、更健康、更繁荣的道路上。

点石成金的方法

记：作为少有的父子都从事咽音事业的情况，您初学咽音时是否有一定的便利呢？

廖：我很有幸在自己初学咽音的时候，能跟林博士频繁地接触。我父亲廖一鸣1953 年在出国演出中认识了林俊卿博士，1955 年成为他的学生。从1976 年开始，我开始学习咽音，并经常跟着我父亲去林博士家，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就去一次。有时候单独接受辅导，有时候跟十几个人一起学。

我从小学过钢琴和双簧管，但是特别喜欢唱歌，可是我父母和老师们都认为我先天嗓音条件不够好，不一定能成为专业歌手。在学唱最初的四五年时间里，我的进步非常缓慢，在父亲的学生中一直排名最后。学生可以挑选，但儿子挑选不了，他只能耐心地教我练习咽音。自此，我开始接触“咽音”这个神奇的东西。经过几年的艰苦训练，我的嗓音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发声与歌唱能力得到了飞速的增长，到23 岁时我一跃成为父亲名列前茅的学生。这段早期学习经历让我深信咽音体系是唯一一种可以增加嗓音能力的训练方法。

到1983 年，林博士唱过的主要作品我大都会唱了，包括《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丑角》《弄臣》等选曲。《理发师》中“费加罗咏叹调”这个作品林博士是第一个在上海唱的，我在1985 年的“星期广播音乐会”中成为第二个演唱此曲的男中音。

毕业以后，我先后在上海广播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上海歌舞团做了5 年的独唱演员，后来就到那时美国最好的音乐学院伊斯曼音乐学院留学。88 年春，我把自己在美第一次公开演出的录音寄回国给父亲听，他转给了林博士。后来林博士就在北京开的全国咽音大会上，多次放了其中的《茶花女》录音。

记：您如何看待林博士和他的咽音理论？

廖：咽音确实是一个点石成金的方法，能够把像我这样平庸的嗓音变成一块高级材料。当我做了老师以后，自己也觉得培养的学生比一般教学进步更快。咽音本来没有理论和文字，是一个口传心授的传统东西。它的学生里只有不到10%的人对原理理解较深从而成为老师，大部分人只在舞台上唱歌。林博士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科学的方法解释咽音发声原理并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的人。这一点，对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既然他把差不多失传的东西重新变回一个实用的、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的东西，那我们这些后继者就更应该努力把它发扬光大。

理论应用于实践

记：您如何看待您的父亲？

廖：林博士培养的学生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舞台歌手型人才”，像马玉涛、胡松华、董振厚等，他们基本以唱歌为主业，较少进行理论研究和教学；第二类是“非歌唱发声教练”，他们一般由医生或医学专家组成，这源自于林博士的理念，希望以更简化的、非艺术的方式让咽音为更多人服务，所以训练了一批纯练习、不唱歌的教练人员来从事辅导工作；第三类是“多功能声乐教师”，就像我父亲那样的，他们既是具有舞台经验的歌唱家，同时也是深谙科学发声原理的教育家，像罗荣钜、廖一鸣、王福增、张映哲、钟振发等老师都属于这一类。

我父亲是最早一批跟林博士学习的人，53 年一起出国时亲眼目睹了他在国外受欢迎的盛况。其实我父亲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气了，但还是谦逊地跟林博士学习多年，可以说他一直是咽音体系的传播者和拥护者。

另外，我父亲对音乐理论也有研究，加上咽音的科学原理，所以他在培养民族歌剧嗓音的过程中，就有了成绩。可以这么说，对于当初的中国民族歌剧唱法，我父亲算是一个开创者，也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体系。这是我父亲对中国声乐方面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像我父亲这样比较全面的老师是我们将来的方向之一。因为如果把歌唱拿掉，咽音只是一个发声的练习工具；只有既懂得如何把嗓音搞好，又懂得如何运用咽音唱好歌，才能体现出咽音的艺术价值和巨大作用。

记：您觉得他与林博士的区别在哪？

廖：我父亲一直把咽音理论作为他教学的一个基础，而且他不仅看林博士的书籍，也会看京剧唱法等其他古籍文献，所以他对咽音是吃得比较透的一个人。比如他教我们，嗓音是一个管乐器，练习咽音就是要让它更科学，也就是歌唱共鸣。他要求有一个比较细的管腔（即一个比较集中的状态），还要有一定长度，才能符合咽音的共鸣条件。

我觉得我父亲跟林博士的区别在于，林博士把很多时间花在理论研究和制定新方法上面。他研究出理论，然后再把它变成一种有效果的方法。而我父亲则不同，他始终在教学第一线。他所有的学生，特别是歌剧院的学生，甚至经常会面临这个月还在学习、下个月就要上台表演的情况，所以他的方法必须要见效快且切合实际，为此不得不做一些临时调整。

另外，他还要帮助戏曲演员调整嗓子，根据对象和唱法不同，适当调整具体做法。比如他在教民歌时讲西洋歌剧与民歌唱法的嗓音区别，歌剧是全打开而民歌是半打开。西方以声音为主，咬字在后面、模糊一点，声音非常大；但中国人的咬字靠前，所以宁可声音小一点，也要口齿吐字很清楚。这种变通、适应和实用性上的调整，是他这么多年来几乎随时要做的事情。

天才也需要咽音

记：您在国内外几十年教学中，有怎样的感受？

廖：我在国外的学生70-80%是外国人，包括混血老外；20-30%是中国人或华裔，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

这里说段笑话：这里的华人学生，大陆来的歌手最有天才、最百花齐放。有些女孩子嗓子特别好，刚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转眼又唱了一个民歌，突然又来一段京剧，很厉害。台湾来的学唱者珍惜学费，练习非常勤奋，常常超额完成任务。有一个60 多岁的男士，嗓音沙哑、高音困难，总缠着我要学唱，我拗不过只好教他。结果他每天练习两个钟头以上，一年半以后，他居然变成一副漂亮的男高音歌喉，可以唱到高音降B，意大利歌剧选曲都可以唱了。相比较，香港籍的学唱者则最为慷慨，他们通常比较重视“快乐的学习”和“轻松的学习”。然而那些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年轻人，态度和观念跟老外相似，他们一般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尊师，若看到你的方法有效才愿意来跟你学。

从2010 年到2013 年起，我差不多一年回国三次，在深圳、广东、上海、温州等地做一些声乐讲座和大师班教学。我觉得要回馈自己的祖国，所以我到大学一般都不收钱。作为咽音的继承者，推广咽音、匹夫有责。我想将来如果有了咽音方面的权威机构，我们应该发动更多的有心之士来踊跃捐钱出力。

记：您认为在国外作推广相比国内有哪些不同？

廖：总的来讲，我在国外教咽音的阻力不大，整个社会对咽音还是比较认同的。一个是接受度比较高，而且很注重效果，你把他高音弄上去了，就会很认可你。另外从学术上讲，由于唱法的问题，西方人用咽音比中国人更方便一点。咽音的主要服务方向更多是美声，也只有美声是比较全面地应用，尤其是唱意大利歌剧，用咽音还是方便。还有一个就是这边观众的听觉比国内稍微宽松一点，像我们这样的新移民一般都是双重文化，几十年慢慢形成了一双混合型的耳朵。这种耳朵因为不太懂或要求没那么高，所以比较包容，不会那么挑剔。

记：您如何看待咽音进入大学的话题？

廖：我们咽音工作者确实都认为咽音很好，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期望，希望它能成为一个主流的东西。

我早年同样有这种渴望，把咽音放在音乐学院里面做一个系科。但是音乐学院现行的体制是不同的，他们需要的是那种很棒的、近似无师自通的天才嗓音，这样就可以省去培养嗓音基本能力的精力和步骤。这种观念在国内外的学院都一样。但是嗓音培养的难度非常高。我是因为家里有父亲教，自己又有强大的决心，同时别的都已经学过了。可以说我除了嗓音差一点，其他方面的素质像看谱、对音乐的理解、耳朵对音色好坏的辨别能力都没有问题。所以我只要把嗓子搞好了，其他方面立刻就起作用。

而且这个培养周期很长，结果又没办法预判。学理工的人四年学下来一定有相当水平，可是歌唱得不好，四年下来可能什么都没有。这就是音乐的特殊性，培养起来不容易，所以他们学院都是找天才，经过简单的培养就能形成人才。

另外，早期咽音的教学都是以类似于咱们的戏班子和私塾那样的方式学习和培养，最少五年、最高八年。也只有这样，咽音才可以真正培养好，但这在音乐学院是不可能的。而且咽音16 岁就可以开始了，而音乐学院18 岁才能去念，又来不及了。

再加上二十世纪之后，临场演出特别是歌剧表演逐渐衰落，高难度的声乐作品不多了，对于“铁嗓子”的需求也减少了。所以，这些嗓音培养的概念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让我后来慢慢觉得，自己之前的想法其实不容易实现。

记：那您认为什么样的方式更合适？

廖：我觉得咽音确实应该存在，虽然不一定在学院里真的教咽音，但希望有一些老师能懂咽音，在学生有需要或有缺陷的时候，能够帮助解决问题。我曾经做讲座时说，如果我们现在对歌唱有极高的要求，唱很多高难度的作品，那么咽音自然会被重视；而如果曲目要求都很简单，那么咽音也没办法施展它的功效。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更高难度的客观需求。

总之，嗓音条件比较好的学生，他们学咽音就比较容易，像我父亲那样很方便进入其中。但如果自恃条件好、高音能唱而认为不必再学咽音，这就有问题了。我讲一句学术上的话，就算现在唱高音很有名气的人，如果他有咽音的话，还可以更好一点、更长久一点。

 咽音要有一个家

记：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咽音市场中的乱象？

廖：我观察这些良莠不齐的情况大概分两种：一种是有自知之明、有点责任心但却学艺不精的，自己没学到位就去教学生，这很可能误人子弟；另一种则干脆是急于赚钱，把一分本事吹成五分。所以我们现在去做一些评定很重要，这些现象不能没人管。

我觉得如果评定一个人，除了他老师必须是可靠的以外，他自己也要唱得很好；而且从真正良好传承的角度看，不但自己要唱得好，也应教得好，他的学生也得唱得不错才行，这才能证明他是比较合格的。我们要掌控到这个程度，评定才会有比较高的认可和威信。

所以我认为咽音振兴专家委员会的成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传承确实很重要。但我们需要确立一个更加完善的认定方式，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等到认定工作做了一年半载之后，评出来的人被公认为具有传承素质，那么权威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记：您对咽音的发展有哪些建议？

廖：2014 以来，我每年夏天的七八月份都会在上海举办为期两个月的“声乐强化班”。未来我计划除此以外，要在国内待得更久一点，去北京、南京、东北走一走，希望做一些咽音方面的讲座宣传，举办一些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咽音研讨会。

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平台相互交流心得，让咽音的同仁们能定期一起开会、讨论。因为平时大家都很分散、水平也不整齐，北京声乐研究所也已经合并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中心。咽音要有一个家，这很重要。

文/吴岩  采访/余晋湘    

【个人简介】

廖牧真，旅美男中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咽音振兴专家委员会委员。

1958年出生于上海。1976年师从林俊卿博士并长期师从廖一鸣教授。本科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1987年赴美国学习，先后在罗切斯特大学伊斯曼音乐学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攻读硕博学位和表演家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