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盾 “我将敦煌的壁画变成了声音，

让它成为了一条听得见的‘丝绸之路’！”

 《敦煌·慈悲颂》首回灵感源头

 　　19年前，在巴赫二百五十周年诞辰之际，谭盾受德国国际巴赫学院委约创作了《马太受难曲》，他标志性的“水乐”在作品中首尾呼应，在国际上获得很高的声誉。其中一条德国媒体的评论很有意思，对方认为与其说这部作品是纪念巴赫，不如说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对话，作品里有种深沉的信仰，像是“慈悲颂”。谭盾非常喜欢“慈悲颂”这个说法，于是它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当谭盾遇见了莫高窟，“慈悲颂”终于破土而出。

 　　2013年，谭盾应敦煌研究院与敦煌基金会的邀请，参观了敦煌莫高窟。他说，让他永生难忘的，是敦煌的壁画里面，不止留存着美丽的画面和音乐，还有动人的故事：这一个一个精美的石窟，是祖祖辈辈敦煌人手手相传，爷辈找寻地方，父辈准备挫洞，子辈开始绘画……

 　　本次敦煌站演出是《敦煌·慈悲颂》首次回到创作源头，从谭盾六年前的一次灵感突迸，到如今以完整的音乐篇章，重现敦煌，这是一次跨越千年的回响，用音乐将壁画与当下串联。谭盾选择以这样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致敬敦煌文化，致敬中国文化，献礼建国七十周年。

 　　演出开始前，谭盾携全体演出人员向一直致力于保护修复敦煌文物工作者致以敬意，并亲手将《敦煌·慈悲颂》制定成册的乐谱赠送给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感谢敦煌研究院对《敦煌·慈悲颂》的支持与帮助。樊锦诗院长回赠了谭盾一幅敦煌壁画复原图，意在转换为音乐的敦煌壁画，能够被谭盾带到世界各地，重现敦煌古乐的辉煌历史。 

千年壁画在音乐中纷至沓来

 　　谭盾在《敦煌·慈悲颂》中借鉴了大量唐乐，为观众展现了一幅盛唐画卷，并且依照敦煌壁画中复原了反弹琵琶、奚琴等古乐器，将中国传统乐器钵、木鱼、引罄等穿插在乐曲之中，以“湖南怀素”的激昂状态书写声音的狂草，让听众随着音乐畅游“丝绸之路”，在这富有西域特色的古道上体味唐朝艺术鼎盛时期的大国风貌。音乐家们以精彩绝伦的演出征服了当地观众和乐迷，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首回灵感源头的《敦煌·慈悲颂》，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回应，演出大获成功。

 　　“在这个石窟中，展示出了家、国家与天下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令我非常感动。”谭盾表示，石窟中的动人故事展示了中华民族发自内心深处的善良和虔诚。“他们把祖祖辈辈的根和信仰都存放在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的地方。这简直太美了!”

 　　“慈悲，其实是打开了多元文化的一片钥匙。无论你来自任何一种文化背景，热爱人类、热爱大自然、热爱宇宙这么一种慈悲的心灵是所有文化的共通点。”谭盾说，正是因为慈悲，来自于不同民族的人可以跨越时代、跨越世纪。“慈悲给了我们一把跨学科、跨文化、跨年代的钥匙，让我们可以将互相之间的心灵打开，这种心灵的钥匙恰恰存在于各个文化背景之中。”

 　　谭盾认为，每个民族的人民都具有这样一把“钥匙”，只是还没有人将这些钥匙收集起来，放到一部作品中。“这是我多年的心愿，也是我多年音乐学习的心得：要成为一个人民的音乐家，一定要把人民的心灵写出来，如何将普通人内心深处的独白写出来，这也是我毕生努力的方向。因此，我打算制作这么一部《慈悲颂》。”

 　　“我们生活于一个互联网时代，人类已经从一个刀耕火种的年代发展到了现今这么一个有着不可见网络的时代。在现今，丝绸之路也变成了看不见、只能悟的一条道路，它是世界的，它是一条科学的、人文的丝绸之路。”

 　　谭盾说，敦煌的石窟之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无可比拟的巨大智慧，这些故事都是祖辈口口相传。在互联网时代重复祖辈的古老故事，教人如何去爱去思考、用慈悲的心灵用拥抱全世界，谭盾说：这些古老的故事不能被遗忘。

 　　“因此，我将敦煌的壁画变成了声音，让其成为了一条听得见的‘丝绸之路’，让全世界的交响乐团都可以演绎敦煌的传奇，将中华民族博爱的胸怀通过听得见的丝绸之路传播到全世界。” 

《敦煌·慈悲颂》反映了我活着的理想

 　　记者：敦煌这个地方给了您怎样的灵感？ 

 　　谭盾：敦煌的石窟，建造时特别不容易，靠的都是几辈人的功夫。从爷爷辈到孙子辈，从凿洞到画壁画，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他们为什么要凿这个洞？因为他们有祈愿，想把他们心底里的慈悲、善良和信仰，保存在一个安静的没有人打扰的地方，让祖祖辈辈的子孙记住他们。想到这些我就很感动，觉得一定要把它们写下来！

 　　记者：据我了解，敦煌的石窟中有很多乐谱，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接触过这些乐谱？这些乐谱对您的创作有启发吗？

 　　谭盾：是的，敦煌乐谱在历史学、音乐学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些乐谱当年被王道士发现，便宜卖给了当地的考古学家，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有一天，我看到了来自唐代的全本《心经》，我闻到它的气味，想到曾经触摸过它的人，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我在拿着这些乐谱时，仿佛自然而然就能听到声音流淌出来，成了我作品中的一部分。

 　　记者：您的《敦煌·慈悲颂》跟敦煌的壁画是否也有一定关联呢？

 　　谭盾：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敦煌·慈悲颂》想要表达的观念，就是“让千年古画溶解穿越至今天的舞台”。敦煌的每一幅画都是画中人的经历，承载着整个家族的信仰、慈悲和对未来的祈愿。我花了3年的时间去研究它们，最终我在几千幅壁画中，选定了6幅：《菩提树下》《九色鹿》《千手千眼》《禅园》《心经》《涅槃》，每一幅画都代表着一种含义，用这种方式流成一条中华文化的河。

 　　记者：所以您会真地会让壁画在舞台上“活”起来？像“反弹琵琶”这种也会有吗？

 　　谭盾：说到这个，很有趣。有了乐谱，我发现，这些音乐一定要用壁画里的乐器才能演奏得出来。我就去研究乐器的律制，找乐器厂恢复，包括奚琴（二胡的前身），还有你讲到的琵琶。

 　　但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是演奏。因为壁画中的人物都是又歌、又弹、又唱的，可我们长期以来，会跳舞的不会弹琵琶，会弹琵琶的就不会跳舞。所以我就到北京舞蹈学院的敦煌舞系去找到舞蹈演员，请琵琶老师去教她们弹琵琶；又把琵琶弹地好的音乐家，送去北京舞蹈学院去学敦煌舞蹈。最终，在《敦煌·慈悲颂》中，我们的演员是真的做到了一边跳舞一边“反弹琵琶”！

 　　记者：听说您把《敦煌·慈悲颂》看作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自己会给予它这么高的评价？

 　　谭盾：6年前去了敦煌，完全改变了我。过去我曾经“愤青”过，搞过很多前卫的实验音乐。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该要为未来留下点什么，就像先人们留下了敦煌，借敦煌与我们交谈。我则是用科技和音乐把古老的敦煌，以及现代的文明传承到未来。在遥远的未来，只要《敦煌·慈悲颂》响起，我就还在。生命是无限的，《敦煌·慈悲颂》反映了我活着的理想。

 　　记者：您在音乐实践上做过不少创新，但有人认为您的音乐“观念大于内容”。您对这种争议怎么看？

 　　谭盾：我的观念的实行，永远是要用最最美丽的旋律和最最动听的音乐去承载。你要让平台说话，因为自己有时也会有一些困扰。比如，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的节奏太强？这些从来不听节奏的人，一定会觉得你节奏性太强。还有人会不会觉得你的旋律要有更多民歌？也许他听的器乐不够，而且我们也不一定做民歌，可以把民歌演化成交响乐，不就像贝多芬把德国民歌演化成《欢乐颂》一样吗？我觉得一方面要执着，坚持自己的信念。另一方面，有时听听不同声音也挺好的，虽然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对的，但你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看到自己。不过，有一点我很自信，就是我自己认定的方向、观念，我会一直走下去。而且，我觉得艺术就是要观念取胜，要有大的格局。

 　　记者：这些年的演出里，您多次大胆地使用了一些新科技元素，如何消弭科技和古典音乐之间的天然冲突？

 　　谭盾：文化传承就是人的一条锁链，把过去跟未来串起来，文化一断，我们的锁链就断了，我们既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更搞不清楚我们要去哪里。我现在实践的所谓的科技美学，实际上是把科技当成一种有生命力、生产力，有精神文化的媒介。内容决定形式，但有时候，形式也决定内容。科学美学和科学哲学是两个新的课题。引领科学哲学最好的大学是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对艺术文化的保存和创造有一些决定性的和启迪性的思考作用，我觉得科技美学也是这样的。我在创作的时候感悟比较深，我自认为是一名在前线工作的战士，直接在文化的前沿。面对西方的交响乐团、歌剧院、音乐学院，每天跟他们工作，而我来自于中国。为什么要请你，为什么要跟你工作，为什么要把你推到前线去？因为中国文化很重要，如果缺席了，这是他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