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一 创作《青藏高原》不是在炫技， 我是在捕捉生命的节拍

       张千一，男，朝鲜族，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交响音画《北方森林》登上中国乐坛以来，张千一创作了各类不同体裁、题材的优秀作品，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和旅游部“文华大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国音乐家协会“金钟奖”作品金奖、中国舞蹈家协会“荷花奖”舞剧比赛音乐金奖、中国剧作家协会“曹禺戏剧奖”优秀音乐奖、中国电影家协会“金鸡奖”最佳音乐奖，“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等多项高端大奖。他综合中西的表现手段，以人性关怀捕捉生命的律动和音乐的内在灵魂，作品深沉高远，绮丽多姿，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风貌，深受广大观众和听众的喜爱。 

 辉煌颂歌献给伟大祖国

 　　近日，深圳交响乐团携深圳原创力作——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奔赴西北，在兰州、西安以及革命圣地延安三地巡演，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每场演出均受到热烈欢迎，获得高度评价。

 　　大型交响曲《我的祖国》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是深圳重点打造的文艺项目。该作品由深圳交响乐团委约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创作，强强联手打造新时代颂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精品。

 　　作品中，张千一以赤子般的情怀讴歌赞美伟大祖国，是一部新时代献给伟大祖国的辉煌颂歌。全篇主题鲜明、气势磅礴、张弛有致、欢乐和谐。音乐风格上以交响乐为总领，穿插独唱、合唱、器乐等形式，融入民族元素和经典旋律，像一首首流动的诗。

 　　作品的一开始，就以明亮的号角奏响了《光荣与梦想》主题。在第一乐章中，音乐配器上以铜管音色为核心，满载历史的厚重感，与深情温馨、激情宽广的梦想般歌咏交相呼应：我们从五千年的黄土中走来，披着一身尘埃；我们从五千年的岁月中走来，怀揣美好的信仰。烈士的鲜血浇灌了英雄的土地，神州大地因红旗飘扬而傲立东方。 

带领观众踏上光荣之旅

 　　据张千一介绍，《我的祖国》共由七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都各具特色。

 　　在辉煌的第一乐章后，随后的《东方诗韵》则以如诗般流淌的钢琴旋律表达了崭新中国崛起于世界东方的喜悦之情。单一主题的变奏手法令整个乐章洋溢着新时代的青春活力，清纯而又浪漫的音乐语言是青年人的诉说，表达了他们勇于探索、敢于追求、充满理想的赤子情怀。

 　　第三乐章《雪域抒怀》放眼一望无垠的皑皑雪域和巍峨连绵的高原，那里凝固着中华民族的坚毅脊梁。一曲若隐若现的藏北阿里普兰酒歌，仿佛看到年轻戍边战士风雪里静默挺拔的背影。千山万壑的清泉，汇聚成源远流长的传说，动听的音乐令人心潮澎湃，唱诵着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坚定信仰，倾听着来自历史深处的高原文化的足音。

 　　《春到边寨》则展开了一幅西南少数民族欢歌曼舞的幸福画卷，把贵州苗族和云南佤族的音乐作为素材，以丰富多变的节奏律动表达了五十六个民族亲如一家、男女老少安居乐业的生动景象。

 　　第五乐章《天山音画》洋溢着浓浓的边疆风情；第六乐章《大地锦绣》充分表达华夏儿女内心涌动的真挚情感和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最后的第七乐章《我的祖国》，则以电影《上甘岭》的经典插曲《我的祖国》作为主题音乐素材，并在高潮部分引入国歌旋律，是整部作品的点题乐章，以交响化思维把对祖国的挚爱推向高潮。 

生活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

 　　“生活是艺术家成长成熟的沃土，也是艺术创作感心化人的源泉。”著名音乐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张千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艺术人生的道路上，大家最由衷想要表达的四个字就是：感谢生活。

 　　“创作思维包括理性思维、感性思维和灵性思维，要把这三者完美地统一起来才能写好一首作品。”张千一说，理性思维是创作者对作品进行的总体设计，包括风格设计、结构设计等，而感性思维和灵性思维是每一位词曲作家特有的，因人而异，但创作没有感性的冲动和灵性的闪光肯定不行，纯理性的创作会让人感到作品乏味甚至无味。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张千一说，这里的生活，既包含我们亲身经历的生活（直接生活），也包含我们未曾亲身经历的生活（间接生活），比如通过阅读书籍、口传心授、媒体传播等途径了解的生活。

 　　张千一认为，生活对于艺术家来说，体验是入门，感受是过程，关键是感悟，有了感悟才能写出有情怀、有情感、有情趣的作品。 民族文化是我创作的魂 　　记者：您是怎样走上音乐创作道路的？

 　　张千一:我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家庭环境让我很小的时候就对音乐产生浓郁的兴趣，所以也开始学习音乐。我最开始不是学习作曲，而是学习钢琴演奏，练琴也比较刻苦，每天能够练习8到10个小时。就在这个器乐学习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自己对于音乐创作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冲动，于是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尝试着写一些作品。1980年，我20岁，完成了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作品——交响音画《北方森林》，这部作品在改革开放后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交响乐创作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我也由此非常幸运地成为了一位作曲家。

 　　记者：您的创作显然有自己的鲜明风格，您认为支撑自己风格的有哪些决定性因素？

 　　张千一：一个成熟的作曲家，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这是长年积累的结果。决定我艺术风格的可能有多个层面、多种因素。比如在节奏方面，我喜欢用复合型拍节，这会使曲子在技术上面临更多挑战。我认为，音乐的律动是随着人心理的听觉要求而变化的，而不是简单地用某种固定的拍子来规定的。拍子应该有多长就标记多长，时值长度的准确定位要凭作曲者的感觉和判断了。在长时间节拍不变的律动之下，人的听觉会产生审美疲劳，这就要求乐曲能够随机打破原来的定式，然后再返回来。但什么时候打破？怎样打破？这需要感觉。歌曲《青藏高原》，大家都会唱，但是看谱子，都觉得不可思议，拍子变化太多。这不是炫技巧，而是我在捕捉心理的节拍，生命的节拍，这不是一个技术的规定。

 　　从宏观上说，我在创作中总是力图追求一种崇高的审美意识和情感，我希望能从审视人类命运的角度去观照作品，我希望把那种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东西传递给人们的心灵。在这种传达中，有回旋、有怅惘，甚至有感伤，但绝不会一味悲伤，我只是淡淡地哀挽流逝的年华和记忆，但仍然以美好的心态，积极地、有力量地面向未来。

 　　记者：您的每一首曲子，做到什么程度就满意了？

 　　张千一：史蒂夫·乔布斯对自己要求非常苛刻，他说：每次只做一件事，并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在有限的范围内尽量做到最好。我判断自己音乐的艺术水准有两个标尺：一是在技术上，要经得起业内同行的审视，是高端的；另一个，在听觉上，让人们从内心舒坦地接受，正所谓雅俗共赏。比如交响乐，我要大量运用西方的手法，但是最大的希望还是要让一般的中国听众听起来是中国气派。

 　　我是一个受西方音乐影响很深的人，和外来的技术常年打交道。从巴洛克风格、古典风格到现代风格我都了如指掌，对他们的技术也都有过模仿和借鉴。艺术肯定要有模仿阶段，但最终要脱离模仿。我有大量西方音乐技术的积累，技术上，常常使用典型的欧洲技法，但最后还是用我自己的语言方式、风格来组织作品。我运用技术比较节制。一部作品，不可能把技术用完，这就需要在技术的运用上恰当地拿捏。我可能只用一种技法，但要把它发挥到极致。

 　　记者：在您的艺术生涯中，有哪些音乐家、艺术家对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张千一:除非是在极致的环境中，比如战争中的共患难等，你可能被某个人深刻地影响，在当代社会，这种突出的影响会比较难，更准确地说我的音乐是一种多元影响和塑造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聆听英国作曲家蒂佩特的讲座，有人问他作品的结构问题，他说：我的作品没有结构，就是有头有尾。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影响也很大，我现在写作特别注重作品的开头和结尾，一开头就要把人的心抓住，开头一确定，就要考虑结尾的照应。这位作曲家不善言辞。我接触的大作曲家都是极其不善于表达的，口若悬河对音乐创作也许并非好事。

 　　另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我影响也很大。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到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心甘情愿地接受少数民族文化滋养。我曾创作了交响音画《北方森林》，管弦乐组曲《云南随想》，歌曲《走进西藏》、《在那东山顶上》、《传说》、《茶马古道歌》、《玉龙情歌》、《依恋澜沧江》等许多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可以说，我的心是和中国56个民族连在一起的，这才是我创作的根，我创作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