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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 30年拍14部戏 “我不会拿最爱的电影去追求金钱的堆砌”

发布日期:2018/7/26 14:22:45    
  

陈凯歌 30年拍14部戏 “我不会拿最爱的电影去追求金钱的堆砌”

    陈凯歌可谓“精耕细作”的导演。《妖猫传》在他手里准备了6、7年之久,陈凯歌先查了大量长安城的研究资料,建了一座长安城,光设计拍摄场景就花了两年。这还不够,他又在城里种了很多树,现在树也长了4年了,电影拍完,《妖猫传》留下了这座气势恢宏的影视基地。   

为拍戏建“城”是笨办法

但会对得起观众

    记者:听说您是唐朝迷,拍《妖猫传》是“梦想成真”吗?

  陈凯歌:我喜欢拍跟过去有关系的影片,特别想沉浸在有文化的时代。我对唐特别有感觉,可能跟父母教我念唐诗有关,唐朝,是诗的朝代。我很高兴,很多人看了片子后,有泪下的时刻。是无端的泪下,比如想起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时。

  历朝历代中,唐朝是年轻、开明、开放的时代。大唐气象,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影响力。但是,这恰恰是电影最难实现的。情节相对容易,但如何才能变成一种气氛,变成一种感知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了电影能有这样的体验。

  记者:电影中展现大唐盛世的“花萼相辉楼”上的“极乐之宴”十分震撼,是怎么拍出来的?

  陈凯歌:花萼相辉楼的那场戏无尽繁华,就是为后面戏剧性的变化做准备的。

极乐之宴花了23个工作日,里面在拍戏,我的帐篷就搭在门口。为了拍这场重头戏,我们事先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光是底子光,就用了几千个灯泡。这个戏没有用3D,因为3D会破坏中国传统的绘画美。也没有大量用绿背景(电影术语,一种方便后期扣像的背景),用绿背景拍唐城,挺难实现的。所以,我们在襄阳搭建了一个唐城。

  我们从“唐城”的两个“肺”开始建,东市、西市各有一个湖,有了“肺”才能呼吸。然后是中央的朱雀大街,150公尺宽。

  记者:为拍摄《妖猫传》专门建了一个“城”,会不会有些夸张?

  陈凯歌:我不太喜欢所有的场景都在绿屏前,这些会显得很假。我觉得这是个笨办法,但会对得起观众,比较真实。而且我做这个不是头一次。拍《荆轲刺秦王》在浙江横店搭的秦王殿,拍《赵氏孤儿》在浙江象山搭了春秋战国时期建筑,《霸王别姬》在北京搭的景,《风月》在上海搭的景。

  我认为,如果你认认真真建一个景,除了会使当地经济得到发展、民生得到改善之外,更重要的是还造福整个电影工业。有很多电影,如果没有我搭的景是拍不成的,很多的摄制组都从我搭的景里边受益。作为一个资深导演,我这么做能够帮到大家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也是我做这件事情最原始的目的之一。

  记者:《妖猫传》中的杨贵妃与其他影视作品中的杨贵妃很不一样,您当时不怕电影出来后有争议吗?

  陈凯歌:关于杨玉环的身世,有很多说法,我们选取了一种,杨玉环有一半胡人血统。

  杨玉环出现的第一幕是背影,而她转头的瞬间,则所有的炫光都集中到她身上,那种端庄大气之美。

  有一个画外音“在这个极乐之宴上,没有尊卑之分,没有男男女女之分”。我极力想写大唐的开明,杨玉环是站在时代前面的女主。

  记者:您不怕有人说,这是为杨玉环重新作传?

  陈凯歌:这是电影作品,有很重的奇幻色彩,不是一部史剧。另外,我感觉杨玉环这个人物,只能虚写,不能实写。

  过去,有关杨玉环的影视作品,都写得非常具体。可我认为,她在历史上是飘渺的存在,不是一个落地的人,就像《长恨歌》,让杨玉环名垂千史,但是《长恨歌》后半段也写得非常虚。

  杨玉环就是唐朝的代言人,但是时代衰落之后,就不需要这个代言人了,花萼相辉楼和马嵬坡正好是唐朝盛衰的对比。

  记者:选择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您有哪些私人想法要表达?

  陈凯歌:在我的电影中始终有两个听上去很抽象的字,但是始终存在的——就是美和爱。我们真的去描写一个时代的美。同时,我们也知道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历史剧,我们不用借此发历史感慨,当一种美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有被破坏的可能,这就是安史之乱。

  另外一点,在我的电影里面,永远有一个我自己心向往之的形象,这个形象不畏强权,不与势力妥协,不苟同于其他的污泥浊水。在《霸王别姬》里头是张国荣演的程蝶衣,《妖猫传》里仍然有这样的角色,这就是我一以贯之的创作思路。

  记者:《妖猫传》是不是您在尝试新的叙事和结构?原著小说日文八卷,中文是四卷,人物那么多,那么大的信息量,您怎么样把它压缩在两个小时的电影里?

  陈凯歌:那就“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肯定要做取舍,小说跟电影本身特别不一样。有些认为在小说中不重要,反而要保留。譬如白居易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一点都不重要,但他现在是第一主演,是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们要尊重电影自身的创作规律,而且原作者看过电影,他并没有说这个跟他的故事情节不一样,当然我觉得非常好。

  记者:所以《妖猫传》在市场和艺术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吗?

  陈凯歌:我平衡不了,我不做这种考虑。说这个艺术多一点,下部戏咱商业多一点,这变成了纯粹的买卖,我就觉得好无趣。

  记者:在演员的选择方面,您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陈凯歌:就是谁合适谁演,这是我历来一贯。黄轩虽然是很年轻的演员,但是演技是很好的,刘浩然等人也都是很好的。我感觉在表演上,演员是否做得成功,不仅仅是演员自身能力的问题,跟一个导演是否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是否有这样的意志,说我一定要让这个演员做,把他最好的东西拿给观众,去建一个真实的景地与演员做密切的互动。

不会拿电影去追求利润

不愿意这么做

    记者:回顾自己30多年的所有作品。哪个时候您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

  陈凯歌:我的朋友说,陈凯歌你很不行,30年应该拍40部,但你只拍了14部。可我只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这样做对我来说才有极大的愉悦和享受。电影给了我人生很大的意义,但我不会去追求利润,不愿意这么做。

  一句话吧,就是初心不变。李白这样的诗人,能够在唐朝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声音,我就只能按照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去表达。

  电影说到底就是实现你在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梦想。13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狂,然后人家说你什么也不是,然后才突然明白果然自己什么也不是。

  记者:13岁是真正成长的时候?

  陈凯歌:那个年代挺好强,所以我读鲁迅的诗就特别的感慨,他说“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你自己心里知道,好景还在不在,别人替你决定不了。

  记者: 执导每一部戏对您来说,是一种表达方式,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一部戏真的能改变您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人生观吗?它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陈凯歌:是这样的。拍一部电影特别不容易,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花大量的精力。这个过程,我很享受,也非常不容易得到。但是我拍这个戏倒不是说我直截了当,不是我想得到什么,而是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其实作品在拍的过程中,我老是这么说:如果你今天是谁,你电影中的人就是谁。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真的话,观众肯定看得出真;如果你自己就是假的,那观众一定会认为是假的……

  记者:对中国电影有什么看法,对年轻导演有什么建议?

  陈凯歌:《妖猫传》里的盛唐气象可类比今日中国。八十年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现在第二个黄金时期也要到来了。我对中国电影充满希望,中国从来不缺乏有才华的年轻导演,我们需要耐心一些,给他们时间。

  还想告诉这些热爱电影的年轻人,你们应该顺从你自己心灵之音去做一些了不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