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良 追求“传统与现代契合”的理念才能

让艺术作品植入“中国心”，才能与时俱进！

 　　张维良，笛箫演奏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竹笛专业委员会会长、华夏室内乐团团长、中国音协管乐研究会副会长、南京东南大学名誉教授。

 　　张维良自幼喜爱音乐，八岁开始学笛，后跟随赵松庭、冯子存、刘管乐、王铁锤等名家学笛。早年他改编的古曲《秋江夜泊》、《梅花三弄》等早已成为经典而广泛流传。很多人称张维良为“中国笛王”，还有很多人称他为“圣手箫王”。1986年他灌制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箫的世界》。

 　　张维良是最早发起并实践“新民乐”的音乐家之一，不仅引进西方元素到民乐中，还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笛箫独奏曲和协奏曲。 乐曲回归经典 又衔接现代 　　“如果中国民族音乐只有《春江花月夜》《步步高》这一种表现形式，那拿到国际上去，我们只能介绍说地球上还有这样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著名竹笛演奏家、教育家张维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并非否认传统民乐表现手法的意义，而是希望给中国民乐加上点儿“国际听觉”，推动民乐的发展。

 　　中国竹笛乐团成立于2012年，至今每年都会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一场原创作品音乐会。从2018年开始，乐团就展开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五行”为主题的音乐会，用音乐表现的手段进行了诠释。其中，以 “上善若水”为主题的音乐会演奏的所有曲目均为原创，同时也是对中国民族器乐——竹笛表现的多样性的又一新的探索。

 　　张维良介绍，曲目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采用以“水”为主题的音乐素材作为主要创作元素，在笛箫映衬的基础上融合古筝、二胡、琵琶、云锣、马林巴、颤音琴、大鼓等多种乐器，打造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当代中国新音乐。“十支竹笛担任十个声部。以笛子作为主体，又融入了古筝、琵琶、二胡和打击乐，再加上有的曲子还有一个声乐唱的，等于说十七八个人，使它实际上在表现上、整体的和声和整体的音响折射反射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变化。”

 　　他坦言，现在要尽可能使用各种形式，通过创作来寻找中国乐器新的表现力，让它确实从听觉上让大家听得舒服。“现在观众去听《春江花月月》《二泉映月》，听的是什么？老人们是来怀旧的。如果我们民乐就仅仅停留在怀旧，那我们就太悲惨了！我们应该担当起来，去推动它、发展它，甚至说去融入国际，寻找中国民乐的国际听觉。”

 　　在张维良看来，当代音乐的创作，应该从《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步步高》这些传统经典曲目中汲取民间音乐的特色，比如中国人音乐中特有的拐弯、装饰，甚至音色的特别之处，再通过作曲家的现代编创，采用这些元素，成为当代听众听觉能接受的音乐，要让国际上都能听得懂。“既然作为一个表演，你的舞台质量，你对整体音响的一个把握，你的作品合理使用和声结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音乐国际语言，就是我们的演奏手法、编创理念都要有这样的思维理念才行。” 

将笛子音域拓宽至三个八度

 　　民乐来源于民间，曾很繁荣，但当下西洋音乐对民乐的冲击很大。张维良创造性地在笛子演奏中运用了全音阶及十二音序手法，将笛子的音域拓宽至三个八度。这种后现代手法也被张维良运用于箫的演奏上，让听惯传统笛箫演奏的人在听觉上感到很新奇。

 　　记者：您虽然是一个演奏家，但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你更愿意被人称为演奏家还是作曲家？

 　　张维良：笛箫的技术在不断发展，演奏的时候要体现出来，而作曲要先了解文化背景，从自己喜欢的地方入手去发展它。虽然我创作了不少作品，但我还是觉得我不是一个作曲家，而是一个演奏家。

 　　记者：您觉得演奏时技术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张维良：快速演奏或者说顺着音阶来演奏，对很多人来说不难，但如果不是顺着音阶的话，有的人可能吹不下来。比如我的一些作品被指定为金钟奖的比赛曲目，就有很复杂的技术，混杂、吐音、连音，对比伏度达到极致。但这些只是手段，最终演奏依靠的还是文化内涵。

 　　记者：笛子过去有南北流派之争？您觉得现在还有新的流派产生吗？

 　　张维良：我自己没有流派，我跟过四个大师学过。其实流派怎么形成的呢，是在过去特定背景下，比如交通和通讯不发达以及语言文化不同的环境下造成的，但现在是信息社会，资源共享。 

中国箫笛与西洋乐器对话

 　　记者：西洋长笛和中国笛子有什么不同？您和西洋长笛演奏家合作过吗？

 　　张维良：其实在演奏上没什么不同，主要是文化的不同，技术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比如用长笛和中国的笛子演奏《茉莉花》，演奏的音符是一样的，但你听到的味道不同。

 　　我和西洋长笛演奏家有过很多次这样的交流，比如有一次在巴黎举行了一场“缘梦”的对话，我用笛子演奏中国的《春江花月夜》，对方用长笛演奏德彪西的印象派作品。

 　　记者：您曾在音乐会上和钢琴对话。箫的音量非常小，竟然可以和钢琴对手？

 　　张维良：正因为箫的音量小，在中国民族乐器中也属于小字辈，我才选择它与西洋的“乐器之王”钢琴合作，拓宽箫的表现形式。前些年曾与加拿大著名钢琴家罗伯特合作，我们俩在舞台上，人，是一中一洋；乐器，也是一中一洋；演奏的曲目中西合璧，音乐的理念也是中西结合，效果很不错。

 　　记者：您怎么看现在民乐的现状？民乐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张维良：民乐现在呈上升趋势，这是一种进步。比如大连笛子培训基地有3000多人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城市几千人学一样乐器很难得。原因就在于国家发展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血脉亲近感，传统文化开始复兴和回归。

 　　民乐存在的问题是创新意识缺乏、守旧，另外作曲家没有太多具有时代性的作品，也不够精彩。女子十二乐坊刚出来的时候很新鲜，但缺乏文化底蕴，就解散了。 

　　记者：那具体到笛萧的领域呢？

 　　张维良：演奏家要包容，不论在风格、流派，还是年长、年少，大家都要团结。另外，要大力加强科学化训练的教材。同时创作要繁荣，从事民乐的、作曲行业的都要在这一方面注入力量。

 　　记者：在您看来，现代音乐的发展对国乐有哪些影响？

 　　张维良：经历了近30年现代音乐浪潮的大席卷，总的来讲，对中国音乐，不仅是笛箫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回避的。尽管有些不适合国乐，但它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以及音乐的形态让人尝试，打开了一扇窗。具体到笛子演奏，也提供了很多技术的开发、新的音乐形式、作品，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给人们带来了开阔的视野，以及丰富的想象空间、发展空间，各种声音纷纷出现。在此基础上，大家又在思考东方音乐应该有自己的家园，不管是社会外部还是从事音乐内部，至今都在思考与探索着中国音乐的现代发展。

 　　记者：如何让深厚的传统具有时代性，您是怎么思考的？

 　　张维良：我觉得时代性主要表现在音乐内容和内涵上，而不仅是舞台上的某种形式。西方现代音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和可能性，但最终，我们要来表现属于中国音乐的内容，儒道文化就是我们的根源。如果把这些淡忘了甚至迷失了，那么我们的音乐文化就找不到落脚点。音乐的主体发展相当于一个人的灵魂与生命，中国的作品应该极具东方文化思维，用音乐描写社会、表达人文、人性。

 　　记者：在探索笛箫器乐的更多可能性方面，您有什么经验？

 　　张维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笛子，中国笛子的发音原理跟西方的长笛等乐器相同，只是材料不同，但这恰恰是它拥有个性、独到声音的优势。吹笛子吹箫，顾名思义要表现笛子和箫乐器的主体，它们各自的表现力不同，发挥它们本身的特性是首要的。

 　　其次，我一直觉得梅兰芳先生讲的“移步不换形”是我们做各种探索和尝试的宗旨。看看那些二十世纪初的老前辈，他们就是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走过来的，有创新却不离开根。在我举办的音乐会中，我认为音乐绝对是主体，舞台背景、组合形式再新潮，也不能让音乐这个主体受到损害和影响。要让音乐越听越有味道，让人感觉到有涌动的生命在里头，有儒雅和智慧在里头，有中国文化的追求在里头，这是最关键的。

 　　记者：您认为国乐走向国际与世界音乐的连接点是什么？

 　　张维良：我认为创新性很重要。国乐并非老古董，它应该是优雅、高端的。现代国乐应该扎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用现代人的语言和审美标准创新国乐，还要结合互联网的推广手段，传播国乐。比如我为天姿国乐《秋之韵》音乐会编配的《鬲溪梅令》、《阳关三叠》、《闲居吟》这几首曲目，既回归了经典，又衔接了现代。好的音乐会让人觉得非常自然，非常舒服，全世界都一样。中国国乐走向国际不是在形式上与西方同步就行，而应该是把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做纯粹，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做成引起人类共鸣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