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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良 追求“传统与现代契合”的理念才能 让艺术作品植入“中国心”,才能与时俱进!

发布日期:2019/8/26 13:45:56    
  

张维良 追求“传统与现代契合”的理念才能

让艺术作品植入“中国心”,才能与时俱进!

   张维良,笛箫演奏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竹笛专业委员会会长、华夏室内乐团团长、中国音协管乐研究会副会长、南京东南大学名誉教授。

   张维良自幼喜爱音乐,八岁开始学笛,后跟随赵松庭、冯子存、刘管乐、王铁锤等名家学笛。早年他改编的古曲《秋江夜泊》、《梅花三弄》等早已成为经典而广泛流传。很多人称张维良为“中国笛王”,还有很多人称他为“圣手箫王”。1986年他灌制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箫的世界》。

   张维良是最早发起并实践“新民乐”的音乐家之一,不仅引进西方元素到民乐中,还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笛箫独奏曲和协奏曲。 乐曲回归经典 又衔接现代   “如果中国民族音乐只有《春江花月夜》《步步高》这一种表现形式,那拿到国际上去,我们只能介绍说地球上还有这样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著名竹笛演奏家、教育家张维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并非否认传统民乐表现手法的意义,而是希望给中国民乐加上点儿“国际听觉”,推动民乐的发展。

   中国竹笛乐团成立于2012年,至今每年都会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一场原创作品音乐会。从2018年开始,乐团就展开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五行”为主题的音乐会,用音乐表现的手段进行了诠释。其中,以 “上善若水”为主题的音乐会演奏的所有曲目均为原创,同时也是对中国民族器乐——竹笛表现的多样性的又一新的探索。

   张维良介绍,曲目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采用以“水”为主题的音乐素材作为主要创作元素,在笛箫映衬的基础上融合古筝、二胡、琵琶、云锣、马林巴、颤音琴、大鼓等多种乐器,打造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当代中国新音乐。“十支竹笛担任十个声部。以笛子作为主体,又融入了古筝、琵琶、二胡和打击乐,再加上有的曲子还有一个声乐唱的,等于说十七八个人,使它实际上在表现上、整体的和声和整体的音响折射反射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变化。”

   他坦言,现在要尽可能使用各种形式,通过创作来寻找中国乐器新的表现力,让它确实从听觉上让大家听得舒服。“现在观众去听《春江花月月》《二泉映月》,听的是什么?老人们是来怀旧的。如果我们民乐就仅仅停留在怀旧,那我们就太悲惨了!我们应该担当起来,去推动它、发展它,甚至说去融入国际,寻找中国民乐的国际听觉。”

   在张维良看来,当代音乐的创作,应该从《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步步高》这些传统经典曲目中汲取民间音乐的特色,比如中国人音乐中特有的拐弯、装饰,甚至音色的特别之处,再通过作曲家的现代编创,采用这些元素,成为当代听众听觉能接受的音乐,要让国际上都能听得懂。“既然作为一个表演,你的舞台质量,你对整体音响的一个把握,你的作品合理使用和声结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音乐国际语言,就是我们的演奏手法、编创理念都要有这样的思维理念才行。” 

将笛子音域拓宽至三个八度

   民乐来源于民间,曾很繁荣,但当下西洋音乐对民乐的冲击很大。张维良创造性地在笛子演奏中运用了全音阶及十二音序手法,将笛子的音域拓宽至三个八度。这种后现代手法也被张维良运用于箫的演奏上,让听惯传统笛箫演奏的人在听觉上感到很新奇。

   记者:您虽然是一个演奏家,但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你更愿意被人称为演奏家还是作曲家?

   张维良:笛箫的技术在不断发展,演奏的时候要体现出来,而作曲要先了解文化背景,从自己喜欢的地方入手去发展它。虽然我创作了不少作品,但我还是觉得我不是一个作曲家,而是一个演奏家。

   记者:您觉得演奏时技术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张维良:快速演奏或者说顺着音阶来演奏,对很多人来说不难,但如果不是顺着音阶的话,有的人可能吹不下来。比如我的一些作品被指定为金钟奖的比赛曲目,就有很复杂的技术,混杂、吐音、连音,对比伏度达到极致。但这些只是手段,最终演奏依靠的还是文化内涵。

   记者:笛子过去有南北流派之争?您觉得现在还有新的流派产生吗?

   张维良:我自己没有流派,我跟过四个大师学过。其实流派怎么形成的呢,是在过去特定背景下,比如交通和通讯不发达以及语言文化不同的环境下造成的,但现在是信息社会,资源共享。 

中国箫笛与西洋乐器对话

   记者:西洋长笛和中国笛子有什么不同?您和西洋长笛演奏家合作过吗?

   张维良:其实在演奏上没什么不同,主要是文化的不同,技术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比如用长笛和中国的笛子演奏《茉莉花》,演奏的音符是一样的,但你听到的味道不同。

   我和西洋长笛演奏家有过很多次这样的交流,比如有一次在巴黎举行了一场“缘梦”的对话,我用笛子演奏中国的《春江花月夜》,对方用长笛演奏德彪西的印象派作品。

   记者:您曾在音乐会上和钢琴对话。箫的音量非常小,竟然可以和钢琴对手?

   张维良:正因为箫的音量小,在中国民族乐器中也属于小字辈,我才选择它与西洋的“乐器之王”钢琴合作,拓宽箫的表现形式。前些年曾与加拿大著名钢琴家罗伯特合作,我们俩在舞台上,人,是一中一洋;乐器,也是一中一洋;演奏的曲目中西合璧,音乐的理念也是中西结合,效果很不错。

   记者:您怎么看现在民乐的现状?民乐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张维良:民乐现在呈上升趋势,这是一种进步。比如大连笛子培训基地有3000多人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城市几千人学一样乐器很难得。原因就在于国家发展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血脉亲近感,传统文化开始复兴和回归。

   民乐存在的问题是创新意识缺乏、守旧,另外作曲家没有太多具有时代性的作品,也不够精彩。女子十二乐坊刚出来的时候很新鲜,但缺乏文化底蕴,就解散了。 

  记者:那具体到笛萧的领域呢?

   张维良:演奏家要包容,不论在风格、流派,还是年长、年少,大家都要团结。另外,要大力加强科学化训练的教材。同时创作要繁荣,从事民乐的、作曲行业的都要在这一方面注入力量。

   记者:在您看来,现代音乐的发展对国乐有哪些影响?

   张维良:经历了近30年现代音乐浪潮的大席卷,总的来讲,对中国音乐,不仅是笛箫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回避的。尽管有些不适合国乐,但它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以及音乐的形态让人尝试,打开了一扇窗。具体到笛子演奏,也提供了很多技术的开发、新的音乐形式、作品,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给人们带来了开阔的视野,以及丰富的想象空间、发展空间,各种声音纷纷出现。在此基础上,大家又在思考东方音乐应该有自己的家园,不管是社会外部还是从事音乐内部,至今都在思考与探索着中国音乐的现代发展。

   记者:如何让深厚的传统具有时代性,您是怎么思考的?

   张维良:我觉得时代性主要表现在音乐内容和内涵上,而不仅是舞台上的某种形式。西方现代音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和可能性,但最终,我们要来表现属于中国音乐的内容,儒道文化就是我们的根源。如果把这些淡忘了甚至迷失了,那么我们的音乐文化就找不到落脚点。音乐的主体发展相当于一个人的灵魂与生命,中国的作品应该极具东方文化思维,用音乐描写社会、表达人文、人性。

   记者:在探索笛箫器乐的更多可能性方面,您有什么经验?

   张维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笛子,中国笛子的发音原理跟西方的长笛等乐器相同,只是材料不同,但这恰恰是它拥有个性、独到声音的优势。吹笛子吹箫,顾名思义要表现笛子和箫乐器的主体,它们各自的表现力不同,发挥它们本身的特性是首要的。

   其次,我一直觉得梅兰芳先生讲的“移步不换形”是我们做各种探索和尝试的宗旨。看看那些二十世纪初的老前辈,他们就是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走过来的,有创新却不离开根。在我举办的音乐会中,我认为音乐绝对是主体,舞台背景、组合形式再新潮,也不能让音乐这个主体受到损害和影响。要让音乐越听越有味道,让人感觉到有涌动的生命在里头,有儒雅和智慧在里头,有中国文化的追求在里头,这是最关键的。

   记者:您认为国乐走向国际与世界音乐的连接点是什么?

   张维良:我认为创新性很重要。国乐并非老古董,它应该是优雅、高端的。现代国乐应该扎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用现代人的语言和审美标准创新国乐,还要结合互联网的推广手段,传播国乐。比如我为天姿国乐《秋之韵》音乐会编配的《鬲溪梅令》、《阳关三叠》、《闲居吟》这几首曲目,既回归了经典,又衔接了现代。好的音乐会让人觉得非常自然,非常舒服,全世界都一样。中国国乐走向国际不是在形式上与西方同步就行,而应该是把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做纯粹,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做成引起人类共鸣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