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恩师加里·格拉夫曼 教学没有固定的模式，

老师要启发学生沿着自己的风格走下去！

培养众多钢琴人才的

“左手传奇”

        在中国，加里·格拉夫曼的名字总是与他的学生郎朗、王羽佳、张昊辰捆绑在一起，他对记者笑言，在中国别人介绍他时，都要加一句“郎朗的老师”或者“王羽佳的老师”。

 　　加里·格拉夫曼不仅仅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本人也是一位声名卓著的钢琴家，是古典音乐界的传奇人物——出身于音乐世家，7岁考入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被誉为“乐坛神童”，50年后又成为该校校长；17岁起师从钢琴大师霍洛维茨，21岁获得列文特里特音乐大奖，此后30年，在世界各地巡演，每年平均超过100场，在各类独奏或协奏音乐会上演奏过钢琴史上难度最高的作品，并且至今仍然是唯一与美国六大乐团一同录音的钢琴独奏家；1979年，格拉夫曼的右手受伤不能再弹琴，他不得不把职业方向转向音乐教育，并以惊人的毅力专攻左手演奏的曲目，铸就了音乐史上的“左手传奇”。

 　　格拉夫曼个人的教学方法是依据个别学生的需求做出调整，而不是企图将自己的演奏风格投射到学生上。在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的许多学生来自中国，那是一种竞争激烈的文化，使得钢琴学习的氛围倾向于将技术完美置于艺术考量之上， 因此他们为了要成为更加完善的音乐家而来美国学习。

 　　对于他所教的中国学生，格拉夫曼告诫说要提防一概而论。“最有天才的学生学得惊人的快，”他说，“有些人有很棒的技术，但是缺乏音乐感，然而西方人也有一样的情形，你不能笼统地谈论。中国人准备得更加充分，因为他们的父母让他们有更多的练习。

 　　在12 岁或者15岁的时候，他们达到了能力的顶点。他们所缺乏的是常识，中国学生知道自律，并且知道如何使他们的曲目完美，但是对于作曲家的生活和作品知道得很少，这当然影响到他们对于外国文化及其音乐的总体理解。” 

给学生充分

自由发挥的空间

 　　谈到自己的3个得意门生，格拉夫曼说：“他们非常不一样，听他们弹琴，根本听不出是同出一门。他们的性格、经历各异，对音乐的理解认识不同，但都在用自己有说服力的方式来表现音乐。”

 　　为什么同一个老师能够培养出风格迥异又各自精彩的学生？格拉夫曼解释说，柯蒂斯音乐学院是所小而精的学校，一直坚持精英教育。全校一共有160多名学生，学钢琴的只有20人，钢琴教师有7位。每年钢琴专业只招3名学生，而申请者有130多人，所以，最后能够进来的，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富有潜力和才华。对于这些已经非常优秀的学生，“教学没有固定的程式，老师要做的，就是启发他们，沿着自己的风格走下去。”

 　　格拉夫曼的教学理念和他的老师霍洛维茨一脉相承，他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洛维茨教会我最多的，就是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你不能强迫他去接受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所以我教学生的时候，不会强制灌输他们这个应该怎么弹，那个表达的是什么情绪，这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去发挥想象。”

 　　在音乐之外，格拉夫曼还希望学生学习一些文学、历史方面的课程，比如要求学生阅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俄罗斯的文学著作，“可以帮助音乐家理解作品。”

 　　学习并掌握一门乐器几乎是当下中国城市孩子的“标准配置”，对此，格拉夫曼可以说是相当了解。他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过一篇文章，称中国有5000万孩子在学钢琴，还有5000万在学习小提琴等其他乐器。在美国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走在中国成都街头的孩子有两类，一类是背着乐器的，显而易见是在学习这门乐器；一类是没背乐器的，那肯定是在学钢琴。 

在教学中不能有

任何的教条

 　　记者：我想请您谈一些具体的钢琴学习问题。怎样可以更可靠地背谱？

 　　格拉夫曼：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记忆方式。背谱是不容易的，有些不同乐段出现同样的句子，但走向不同的方向，你需要特别认真，不然就把两段弹成一样了。所以要很“刻意地”记忆曲子，注意使走向发生转变的音符。

 　　记者：您在“柯蒂斯”任教多年，您可以谈谈您的教学风格吗？

 　　格拉夫曼：教学方法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学生，我看了几场“柯蒂斯”学生的毕业音乐会，他们的演奏很不一样——完全不同！要根据每位学生的自身特点来进行教学。我不认为有“唯一正确的方法”，在教学中不能有任何的教条。此外，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自己决定怎样演奏。

 　　记者：您的很多学生有极强的学习能力，那么您认为学习能力是怎样“炼成”的？ 

　　格拉夫曼：我也希望能学得更快！中国学生通常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当年郎朗一个星期能够学下来的曲目几乎与我那一代人一个月的所学曲目同样多。当然不只是中国学生，我也见过一些指挥家有“照相机”般的记忆能力，他们能一遍记住别人需要学习一辈子的谱子！这并不能说明哪位音乐家好，哪位不好，但你如果有这样的天赋，你的音乐生涯就会变得轻松许多。

 　　关于学习能力的培养，我认为要尽早发现学生的潜力，当他们很小的时候，尽管还没开始学习音乐，也需要被认识到潜在能力，并得到鼓励去练习。越早发现学生的潜能，我们越能更好地挖掘和提升他们的能力。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潜能，比如我就没有跳芭蕾的潜力，即使学了也只能当作爱好。实际上在美国，很多孩子的潜能被浪费掉了，这里大部分的中小学没有完善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比如当孩子们5岁或10岁时显露出音乐天赋，但没人去发现它，而到了18岁再去学习就已经晚了。

 　　记者：您认为应该怎样挖掘学生的潜力，让他们达到能力范围内的最好水平？

 　　格拉夫曼：在柯蒂斯音乐学院，你不需要考虑学生的技术或乐感等问题，因为钢琴系每年从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位申请者中只录取两到四位学生，很明显，被录取者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技术。这种情况下你要同时看清他们擅长的和没有涉猎过的曲目——有些人很会弹拉赫玛尼诺夫或柴科夫斯基，但他从没练习过海顿奏鸣曲。我最开始见到郎朗时，他甚至从未仔细听过西班牙音乐，如阿尔贝尼兹和格拉纳多斯的作品——虽然它们不是最重要的音乐会曲目，但却具有相当的难度和美感，因此，我建议郎朗学习这些作品。郎朗很快地走近了西班牙音乐，我建议他练习阿尔贝尼兹的《伊比利亚》组曲中的一两首，他却弹了八首。

 　　所以你要认识到每一位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当他们长大一些，特点就会体现出来，这时他们演奏重要的音乐会或参加比赛，你就可以按照他们的特长安排曲目。

 　　记者：怎样使学生、尤其是那些内向的学生在舞台上建立自信？

 　　格拉夫曼：我见过很多能力非凡的学生，他们在练习的时候演奏得极为出色，但面对观众时只能发挥出百分之七十五或更少的水平。我认为加强练习是必要的，这可以使你在演奏中更有“程序”（routine）；而更为重要的是多进行公开表演，如果你在台上感到不舒服，那么三四个月只演出一次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经常面对观众，使自己更习惯于舞台上的感觉。

 　　记者：您教过郎朗很长时间。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令他取得今天的成功？

 　　格拉夫曼：他13岁来到这儿。很多种因素促成了他的成功。他有无以伦比的天赋，13岁之前给我寄来了他肖邦所有练习曲的录音和“小柴”比赛夺冠的录像——他弹的是肖邦协奏曲。我想他小时候是没有太多机会与乐队合作协奏曲的，而比赛时与乐队排练的机会一定非常有限，然而，他与乐队配合的能力是天然的，非常默契——肖邦协奏曲对配合能力要求很高，你既要有准确的感觉，又要配合指挥处理音乐。郎朗在这方面有难以言喻的天赋和内心感受力。并且，他很小的时候就有演奏大作品的能力，比如他弹的舒曼《幻想曲》十分精彩，那时他只有14岁。

 　　另外，郎朗拥有非凡的舞台感召力。郎朗如同鲁宾斯坦，有强烈的号召力和气场。当我教郎朗的时候，每次告诉他我的意见，他都不只是照搬，而是加入自己的想法。在与别人合作时，他能十分认真地倾听其他乐器的声音——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在中国读书的时候，那里还不太重视室内乐课程。

 　　记者：您培养过许多优秀的职业演奏家，他们在您富有魅力的教学中受益匪浅。那么反过来，您有没有从您的学生那里学到过什么呢？

 　　格拉夫曼：当然！我从他们那里受到过很多启发。有时我“嫉妒”他们，因为他们学习作品实在太快了！有的十七八岁的学生展示给我莫扎特、舒伯特、肖邦十七八岁时创作的作品，他们的演奏具有“同龄人的经验”。因为他们年轻，无论弹什么都是第一次演奏，感受非常“新鲜”。虽然有时我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但仍觉得他们的演奏非常有说服力。而且，他们对演奏积极的态度也深刻地感染着我，我一生都需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