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远 70余载音乐之路唯“志”与“勤”而已

 　　吕远，我国著名词曲作家，在半个多世纪的音乐创作生涯中，创作了1000余首歌曲，100多部歌剧、舞剧和影视音乐作品。

 　　代表作品：《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八月十五月儿明》《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泉水叮咚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都是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作品。 自己深知无才 唯勤奋而已

 　　记者：能聊聊您当初是怎样走上音乐道路的吗？

 　　吕远：我总觉得很难回答，不是因为情节复杂说不清楚，而是因为没有可说的情节。我能说的只有两个字：志和勤。人们从事什么职业，往往是很偶然的。大约是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位我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弟兄每人一支口琴。我就是从口琴那些簧片的音阶里爱上了音乐，最终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就像所有的人都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契机走上了某条道路一样，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的偶然现象，不足为训，也无须探究。值得探究的不是怎样走上音乐之路、而是在音乐之路上怎样走的问题。

 　　记者：那么您从事音乐创作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了，能分享一下您的心得吗？

 　　吕远：我从口琴开始，走进了音乐世界，随后又学习了小提琴和作曲。那时候学的作品都是西洋音乐，一度很迷醉，也很崇拜，自然也就孜孜不倦地钻研追求。越崇拜越追求，越追求越迷醉，常常拉琴拉到晨昏颠倒的程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够投入”的了。由于不断地追求更高级别的音乐满足，一些志趣相同的音乐爱好者不断地互相促进。偶有所获，喜不自禁。从少年到青年，我有过许多烦恼、痛苦和迷惘，也常常在音乐中寻求慰藉或得到抒发。更深夜静时堵上窗户、塞住弦板、长歌代哭式地拉两小时琴，这就是我学音乐的早期阶段的情形。主要特征是从爱好到钻研，最后立志要做音乐家。现在回头看这一时期，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其中有值得肯定的一面，那就是音乐志向和钻研精神，也有不足的一面，那就是我缺少音乐艺术的社会性意识，不懂音乐美的民族意义和大众意义。我从“小我”的音乐天地里走出来，是在参加工作之后的岁月里慢慢实现的。我慢慢认识到音乐艺术的社会意义、体味到民族音乐、大众音乐的感情美和形式美。 　　记者：在您看来，进行音乐创作时，天赋与后天努力孰轻孰重？

 　　吕远：“志”必须有勤奋努力才能支撑得住。无志不成事，但是无勤不成志。我不大相信人们的天资有多大差异，倒是笃信后天努力是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小时候看到别人流利的演奏技术而羡慕不已，总觉得人家是生来就不一样的。但自己发奋练习之后，竟然也可以做到，就十分有信心了。天才不可求，但勤奋谁都可以有。我常常觉得自己笨拙，不像有些人能一挥而就。那就笨鸟先飞，多飞十次就是了。人家逛街时我做习题，人家睡觉我读书，人家慢慢品茶，我喝杯凉水就走，人家走，我跑，总能找出许多时间来进行比别人多几倍的劳动。事实上人脑的劳动能力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开发，只要对大脑各区域的使用调剂得当，能量还可以发挥得更多。

 　　我的邻居都知道，我的窗子总有灯光，有些同志知道我多年来睡眠时间很少，这都是我笨鸟先飞的生活方式。自己深知无才，唯勤奋而已，我相信只有勤奋劳动才能弥补人们的天资差异，只有勤奋劳动才能加速社会进程，才能改善我们物质和精神都贫乏的境况。而勤奋不需要寻找和乞求，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权利。战争期间马可同志为了学音乐理论，借书抄下成千上万页，为了学作曲把欧洲交响乐，翻译成简谱来分析（那时他不熟悉五线谱），他不是也写出了《陕北组曲》、《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好作品吗？他比别人多的劳动时间就是从勤奋中获得的。这就是我70年音乐生活的依据：志和勤。我少年时如果一开始没走弯路，而是有指导地建立起科学的音乐事业之志，如果我后来能更有效地勤奋，我相信会做出很多成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总感到过去的工作有很多遗憾。但愿和年轻人共勉。 民族文化才是 音乐的血脉

 　　记者：您休闲时听什么音乐？心目中的流行音乐是什么样的？

 　　吕远：会选择一些民族传统的、地方性的民乐。因为民乐在中国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流行音乐在我看来是“俗文化”。“俗”不是贬义词，我们都知道《诗经》，它的产生就是从民间劳动和生活而来，所以它在产生时期就是“俗文化”，是来源于社会和生活的，但经过历史的沉淀就成了“雅文化”。这说明，任何文化都要经过历史的洗礼和民众的验证。

 　　中国很早就有流行音乐，只是经过时代变迁和审美观念的转变，流行音乐基本上都处于一个“迅速成长、快速消失”的一种状态。这是符合流行音乐基本逻辑的。经过时间和社会的考验，能传承下来的，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经典音乐，像信天游式的《东方红》，还有闻名世界的《茉莉花》，它们当时全是流行音乐。 　　记者：从创作来说，现代流行音乐与您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吕远：我们当年的创作意识与现在有很大区别。当时作者都追求雅俗共赏的状态。想让自己的作品覆盖所有年龄、阶层的人。而且必须寻找普遍都关注的问题。而从艺术形式上来看，要寻求最能被宽泛接受的，比如民族性、传统音乐等。这样再与时代主流相融合，成为经典。

 　　现在的流行音乐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作曲家往往关注最具有商业价值的受众人群，而艺术形式也越来越接受外来文化。

 　　记者：您怎么看流行艺术的商业化？ 

　　吕远：首先我觉得，艺术不要单一的用钱衡量。社会生活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社会性，这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二是经济性。我们那一代人更重视的是社会性。

 　　我不反对市场经济，但社会性的部分必须提升高度，要重视老百姓的诉求和社会发展趋势。不要认为主流的就一定是大而空的，我想强调的是艺术家要以蓬勃向上的时代感为创作背景，而具备时代感才会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文化艺术形式，“来源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就是这个道理。

 　　记者：您创作的那么多歌曲都脍炙人口，那么您的才思、灵感是怎样获得的，保持创作的热情和青春活力的秘诀是什么？

 　　吕远：我历来不认为我自己聪明，那怎么办呢？还是我一直说的“勤奋”……比如人家睡觉的时候我就多干一会儿，天资不如人，那就得勤奋一点。灵感绝对不是一下子就出来的。我通常不太相信灵感。磨砺到一定的时候，就碰到了，就有了。

 　　不过，写作品的过程中，我也慢慢琢磨出一些东西，就是要在群众中，要能感受到老百姓们希望什么，想什么，哪些东西是他们想听的，你写了这些东西，生命力就会更长。说到底，人民群众是唯一的决定者。

 　　记者：那创作的秘诀呢？

 　　吕远：创作没有秘诀，就像人们的劳动，并没有什么秘诀，主要是看你对生活的理解和经验，所有的实践和经验都是在劳动中慢慢地改善，这样才能够提高效率，由生到熟，由慢到快，没有秘诀可言，创作要辛勤一点，不要企图一蹴而就，我从来都不相信一蹴而就的天才。

 　　创作的前提要靠积累。劳动态度要严肃的、认真的，不能是轻率的、儿戏的，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成功，劳动精神也是非常可贵的，看你的创作态度是艰苦严肃的，还是一蹴而就的，这个也很重要。如果突然有人能写出一首比较成功的歌曲，那也是他长期艺术积累的表现。

 　　“人民音乐家”是贺敬之老先生对吕远的称赞。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中，曾创作过多首脍炙人口歌曲的吕远却始终未踏入商业的金钱圈。相比许多歌手高唱自己的作品走红全国，吕远更关注的是社会效益性歌曲。在他心中，中华民族音乐素质的整体提高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从1946年开始进行音乐创作，吕远已走过70多个年头的音乐路。在回首往昔与展望未来之间，这位头发已花白的长者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