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 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

是我一辈子的追求！

　　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将于4月8日至4月28日期间在上海隆重举办。上海各艺术家广泛动员集结，以一批反映爱国主义建设和弘扬时代精神的经典作品，讴歌祖国70年华诞。

　　音乐节的开幕演出将推出《“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主题音乐会》，围绕“建国70周年”的重大主题，展示70年来从“上海之春”舞台推出的上海乃至全国的著名老音乐家，为祖国谱写的最为优秀的音乐作品，其中就包括著名作曲家吕其明的作品。

　　吕其明，1930年5月生于安徽无为，著名作曲家，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委员、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副会长。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2011年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他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红日》（合作）、《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庐山恋》、《城南旧事》、《雷雨》、《子夜》、等六十余部故事片和十余部纪录片作曲，并为《秦王李世民》、《向警予》、等电视连续剧、广播剧作曲。此外，还有交响乐作品《郑成功》（与人合作）、交响诗《铁道游击队》、随想曲《霓虹灯下的哨兵》、序曲《红旗颂》、交响叙事诗《白求恩大夫》等十余部，以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与人合作）等歌曲三百余首。其中《城南旧事》的音乐创作，于1983年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庐山恋》的插曲《啊，故乡》和歌曲《你应当留下什么》，获全国优秀歌曲奖。

音乐谱写共产党人

和革命英雄的动人诗篇

　　1949年冬，上海电影制片厂在上海诞生，吕其明随他所在的华东军区文工团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那时，他的主业是拉小提琴，直到1951年因管弦乐团解散而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电影作曲，几年后他又重新回到上影厂，开始为故事片作曲。

　　1956年，他完成了《铁道游击队》和《家》两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其中一曲优美动人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至今仍在人民大众中广为流传。但这样一首被中国几代人传唱的歌曲，在起初的《铁道游击队》小说和剧本创作中是不存在的。

　　吕其明回忆说：“《铁道游击队》的文学本和导演本都没有这首歌。单从作曲角度考虑，我觉得英雄主义的表现在《铁道游击队》里是充分的，但展示游击队员们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篇幅却很少。所以，当时我就跟导演提出来，可不可以增加一些歌曲，导演欣然同意了。”

　　经过一番琢磨，他决定采用民歌风格进行创作。但他没有在现成的民歌基础上改编，而是根据自己多年对民间音乐的理解重新创作。因此，最终展现在世人眼前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虽采用了地道的山东风格，但又找不到任何一首民间音乐曲调作为原型。

　　随后仅1958年一年中，吕其明就相继完成了《铁窗烈火》等7部影片的音乐作品。此时，只读过4年书，10岁参军、15岁入党的吕其明深感只有进行更多学习，才能跟上快速迈进的时代步伐，才能用才华和勤奋为人民服务。在组织的关怀下，他于1959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并在随后的几年里相继完成了故事片 《红日》（合作）、《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音乐创作，同时他还创作了交响乐 《郑成功》（合作）、交响诗《铁道游击队》等，用音乐谱写了一部又一部共产党人和革命英雄的动人诗篇。

“对我来说，《红旗颂》是

‘国歌音符的延续’”

　　在吕其明创作的所有音乐作品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音乐占去了很大一部分。但他最重要的作品首先是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以红旗为主题，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情景。以宏伟庄严的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奋发向上的英勇革命气概。

　　那是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前夕，一批老音乐家在研究各个单位报上来的音乐作品时，普遍感觉到其中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不多。特别是在开幕式上需要有一部气势恢宏的新作品。于是贺绿汀、丁善德、黄贻钧、孟波、瞿维等老一辈音乐家建议由吕其明来完成一部交响乐作品并定名为《红旗颂》。

　　“在1965年的‘上海之春’音乐活动开始前几个月，我接到了创作主旋律作品的任务，当时指挥家黄贻钧先生提议这个曲名就叫《红旗颂》，我开始很紧张，但是老前辈们都鼓励我。”在兴奋和激动中，吕其明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当时，我对歌颂伟大祖国的作品，向往已久。但题材太大，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不是‘上海之春’，没有老前辈们推一把，就可能没有了《红旗颂》。”

　　“《红旗颂》怎么写、写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沉入了很长时间的思考，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感情的碰撞，我就想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切入点。”后来，他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找到几个重要的音符元素，又从曾经接触过的各地民歌中寻找灵感。“对我来说，《红旗颂》是‘国歌音符的延续’，红旗在天安门上迎风舒展，人民真的站起来了！”他情不自禁哼唱起来。

　　《红旗颂》创作出来后，首先在上海电影乐团排练厅里试奏。后来经过前辈建议，《红旗颂》从15分钟删减成9分多钟，更精炼流畅。1965年5月，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红旗颂》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嘹亮小号奏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素材的号角音调及主题音乐。紧接着，双簧管奏出深情旋律。中间的颂歌主题变成铿锵有力的进行曲。第三部分是主题再现，表现亿万人民尽情歌颂的情绪。尾声的号角雄伟嘹亮、催人奋进。

　　如今，《红旗颂》已经成为了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奉献给了时代和人民。自首演以来，其优美的颂歌主题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这部作品还经常被电影、纪录片、电视片、文艺广播、新闻报道和各种庆典活动作为背景音乐所广泛引用，成为我国音乐舞台上演率最高、广播电视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

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

是我一辈子的追求

　　记者：今天《红旗颂》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音乐文化的一个精神象征，对此您怎么看待？

　　吕其明：我不求我的作品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希望它伴随时代的脉搏，融入社会的共鸣，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所喜爱。这么多年来《红旗颂》还能被听众喜爱，最根本的是因为音乐里所洋溢的对祖国、对红旗的热爱，与听众对祖国、对红旗的热爱，产生了真切的共鸣和感动。有的听众听《红旗颂》的时候，就会流泪。

　　当然，我在写作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这个作品会有这样的生命力。我不过是在写中国人的心声，写老百姓都听得懂的音乐。而这么多年听众还喜欢它，这让我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即越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艺术生命力。所以，我们的艺术创作要植根于民族的土壤，而不能是空中楼阁。

　　记者：交响乐源自西方，该如何注入民族的声音？

　　吕其明：音乐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要与民族的欣赏习惯相符。而把外国的音乐形式变成中国百姓所接受的东西，让他们愿意听、喜欢听，这里有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就是不能照搬西方，而要让作品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做一些民族交响乐的普及工作。

　　对一个作曲家来说，向五千年来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向民间戏曲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艺术家只有在这方面下工夫了，他的作品才能有民族的魂。

　　这么多年来，我就想在探索民族交响乐的普及工作方面做一些尝试和努力，要把这个现代化的工具为我所用，成为表达我们民族情感的一个武器。在这条探索的路上，或许我就是一个铺路石子，甚至只是铺路石子里的一粒沙子，很小，微不足道，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交响乐的普及工作，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听懂它、喜欢它。

　　记者：您认为什么样的音乐才是能感动人的？

　　吕其明：用一种最适当的手段、最适当的技巧，把自己想呈现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这样的音乐才是能感动人的。还是那句话——对我而言，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绝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一辈子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