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者何占豪，讲述61年前创作背后的故事

《梁祝》是我从民间“偷”来的，

老百姓“听得懂”的音乐最难创作！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创作至今已经有61年了，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最著名的小提琴作品，而提起《梁祝》就不得不提作为它缔造者之一的何占豪。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于1958年冬，是何占豪与同学陈钢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时创作的，于翌年在上海首演，由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并大获成功。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题材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以越剧中的曲调为素材，综合采用交响乐与我国民间戏曲音乐表现手法，依照剧情发展精心构思布局，采用单乐章、有小标题的奏鸣曲曲式结构，分为“鸟语花香”、“草桥结拜”、“同窗三载”、“十八相送”、“长亭惜别”、“英台抗婚”、“哭灵控诉”、“坟前化蝶”等部分。其中，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坟前化蝶”为主要内容。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音乐的必听曲目，被誉为“为中国创造民族化交响乐开拓一片绿野”的“不朽的（中国）民族音乐经典”，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整个东方音乐的骄傲”。

　　何占豪，1933年8月生于浙江诸暨，中国著名音乐家，获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他与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完美结合的典范，深受人们喜爱，蜚声乐坛。其代表作除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外，还有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陆游与唐婉》等。何占豪致力于推动民族音乐现代化，做了很多尝试，包括香港歌星徐小凤唱红的《别亦难》也是他的作品。

辛苦的学艺之路源于

儿时受传统音乐熏陶

　　何占豪从小就受家乡音乐的熏陶。那时候，何家山头一带流行两种戏，一种是越剧，一种是绍兴大板。上小学之前，奶奶常常带他去听戏，一些长辈有时候也唱些家乡戏，在外念书的姑姑们又从学校学回来很多红色歌曲，他都觉得很好听。到读小学的时候，何占豪已经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者：您出生在越剧故乡，听说您奶奶是个越剧迷，爸爸还懂绍兴大板？

　　何占豪：对。我小时候受两种戏曲熏陶，一种是越剧，一种是绍剧（即绍兴大板）。晚上听姑妈们唱歌，父辈们唱越剧、绍剧。每逢过年，奶奶就领着我背着凳子到戏院里去看戏。

　　记者：但您父母并不希望您从事音乐？

　　何占豪：母亲希望我成为一个文化人。所以，我12岁的时候，她就东拼西凑借了些钱，把我送到杭州念初中。但没想到我最后还是喜欢上音乐，进了浙江文工团当演员。

　　记者：听说您小时候学音乐很辛苦，沪杭两地跑？

　　何占豪：1950年初，我在杭州一个越剧团学拉小提琴。经人介绍，拜了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一位高材生为师。

　　每逢双周六晚，演出结束，我就匆匆赶到火车站，慢车大概三四块钱，快车的话要五六块，到上海天都亮了。一下车，就直奔上海音乐学院，午后再跨上慢车，傍晚到杭州，正好赶上参加晚场演出。几个面包，就是途中三餐的全部内容。

要创作让老百姓

“听得懂”的音乐

　　1957年，何占豪获浙江省第二届戏曲会演乐师奖，并于同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习小提琴。“我不是专业学作曲的，我最开始是管弦乐系拉小提琴的。”据何占豪回忆，他上大学时曾和同学到乡下演出，对着一屋子农民朋友，拉完巴赫再拉莫扎特，“越到后来观众越少，只有一位农民老妈妈坚持到最后一首曲子。”演出结束后，何占豪和同学激动地拦住她，问她为什么愿意留下，结果老妈妈说：“你们演出坐的凳子是我的，我得等你们走了再把它拿回家。”音乐厅里瞬间爆发一阵哄堂大笑，唯有何占豪面不改色，“这是真的，我到现在都非常感谢那位老妈妈，她让我知道，音乐要让他们听得懂，那才行。”他正色补充道，“我一直觉得，我的创作是农民教的。”

　　从此之后，何占豪开始思考，能不能用小提琴演奏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音乐呢？于是，何占豪和丁芷诺、俞丽拿等6名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后来，他更是转入作曲系，师从丁善德教授，专攻作曲。系统学习了作曲技法之后，何占豪便用越剧音调创作出了弦乐四重奏“小梁祝”，第一次尝试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乐。1958年，何占豪与陈钢开始合作，他们用西欧传统的奏鸣曲曲式进一步规范了原来的构思，并根据构思由何占豪写乐曲，写完用小提琴拉给陈钢听，定下来后，再由陈钢写伴奏（钢琴），然后到院长课上听取指导。1959年5月底，以越剧音乐为素材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首演，由俞丽拿倾情演奏，乐曲一出就犹如天籁之音，一举俘获广大乐迷们的心，61年来经久不衰。

　　“《梁祝》的曲子，其实是我偷来的。”他一笑，“哪儿偷来的？从越剧和沪剧那来的。”他在创作《梁祝》时发现，当时的农民和工人都喜爱越剧《红楼梦》，其中有一句最引人叫好，是贾宝玉在林黛玉生气后去哄她时，开口的一句“好妹妹”。“本来就是说一句话，可一位越剧大师表演中，把说话的语调加入了唱的音调，调子先扬后降，还透着哄心爱女孩子的情感。”何占豪觉得，没有比这段更适合表达细腻的爱情主题。于是，他把“好妹妹”三个字的音调和节奏稍一改动，《梁祝》中最为人熟知的“咪嗦啦哆瑞啦哆嗦”就诞生了。

　　记者：今年是《梁祝》创作61周年，回首这61年的创作与传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何占豪：我创作《梁祝》时的出发点就是让更多老百姓喜欢，让老百姓能听懂。我越来越感到，中国音乐是有魅力的，我们的先辈是有创作才能的。这些美好的音乐都是老百姓创作出来的。几十年最深的体会就是，这部作品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记者：您多次强调，要创作让老百姓“听得懂”的音乐，但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

　　何占豪：音乐本身是美，是情，是用美的音乐来抒发感情。全世界的人们都喜欢有特色的音乐。中国音乐也要有自己的特色，才会受人喜欢。所谓百花齐放，我们也是花，是一朵大花。《梁祝》受到世界的喜爱只是因为它有特色。

　　记者：有人说，61年来，《梁祝》的影响力依然代表着中国音乐的巅峰水平？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何占豪：61年了，《梁祝》还那么红，其实我并不开心。如果十年能出一个精品，61年可以出6个精品。为什么好的作品出不来？真正的经典老百姓才会传唱。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最好的评委是人民大众。

　　我们的专家要把眼睛放下来，教育界和音乐界的专家要自问，青年为何写不出中国特色的音乐来。一些经典曲子之所以没有《梁祝》那么流传，与缺乏宣传也有关系的。很多音乐家也有很好的作品，但因为受到的关注没有那么多，影响力就小一些。

“民族音乐现代化”

的奋斗目标

　　从上海音乐学校毕业后，何占豪便留校任，在教学之余，也热衷创作。在继《梁祝》之后，他又创作了《烈士日记》、《决不忘记过去》、《龙华塔》、《别亦难》、《草原女民兵》、《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音乐作品，多次荣获国内外金唱片、白金唱片奖。

　　八十年代以后，何占豪又把“民族音乐现代化”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除了将《梁祝》改编成高胡协奏曲和琵琶协奏曲外，还写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别亦情》，二胡与乐队《莫愁女幻想曲》，以及民族管弦乐《伊犁河畔》、《节日赛马》、《傣寨风光》，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九十年代，何占豪高兴地看到古筝新秀辈出，除了将《梁祝》改编为古筝协奏曲之外，还创作了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和古筝独奏曲《茉莉芬芳》、《姐妹歌》等，对传统乐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等也作了改编。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笛子协奏曲《长恨绵绵》、柳琴协奏曲《花》、扬琴协奏曲《罗兰情》等，几乎每年创作一部大型作品。在民族音乐语言的创新，民族器乐演奏技巧的提高，民乐表现幅度的拓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他同时又不断在戏曲音乐园地耕耘，先后为上海卢湾越剧团的《孔雀东南飞》、南京市越剧团的戏曲艺术片《莫愁女》、浙江电视台的戏曲电视剧《别亦难》作曲，皆获好评。还多次为浙江各县越剧团作曲，并在省戏剧节中屡次获奖。

　　在为越剧作曲的基础上，他不断进行越剧音乐交响化的尝试，如将《莫愁女》改编成清唱剧，由香港中乐团与杭州越剧院演出并获得很大成功。1999年与杭州电视台合作创作的一台大型越剧交响音乐会，为越剧音乐交响化开创先河，在杭州、上海演出后，令观众耳目一新。另外，又将越剧音乐作为素材改编创作成音乐作品，如将《莫愁女》主题音乐改编成《莫愁女幻想曲》（二胡与乐队）、《孔雀东南飞》音乐改编成古筝协奏曲、《别亦难》音乐改编成二胡协奏曲。经他教学与培养的戏曲作曲者遍及全国，其中越剧作曲者有陈国良、何占永等后起之秀。

　　记者：听说您的创作习惯很奇特？

　　何占豪：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要吃四顿，睡三觉。人家一般习惯睡午觉，我是睡晚觉的。晚上8点多晚饭吃过就睡觉，睡到晚上10点起来开工，到凌晨两三点，再睡到早上7点多。因为白天打扰比较多，肯定没办法作曲了。而且我跟妻子见面的机会比较少，刚开始我夫人不习惯，她要工作我休息了，我要工作她休息了。一般我们会面，也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但经常是我晚饭饭碗还没放下，眼睛已经闭下去了。另外，下午4点半到5点，是我的锻炼时间。过去跑步打篮球都行，现在上了年纪主要是快走。有好身体才有好创作。

　　记者：有人提出音乐有高低档次之分，您认同吗？如何看待流行音乐的价值？

　　何占豪：流行乐和交响乐都是音乐，它有高低之分，无贵贱之分。所谓高低，是针对艺术价值、表现内容、技术含量而言。交响乐的技术性更高，同时它能表达社会本质，比如《黄河大合唱》中表现了民族斗争、民主愿望；《梁祝》里对封建势力与恋爱自由冲突的刻画。通俗音乐通常表达的是单一主题，比如我想你、我爱你，在表现层次上不够丰富。但其中也有好作品，也传达出了人生感悟。

　　我有时开玩笑讲，我是创作交响乐的，但晚上也会听听流行乐。难道你说我白天“贵”，晚上“贱”？也不能这样讲嘛。流行乐让人在工作之余得到放松，这也是一种娱乐功能。但在电视媒体上，不能老是播放娱乐，也要宣传一些反映优秀思想品德的作品，要把握好度。

　　记者：对比自身经历，能理解现在青年创作者的一些心境吗？

　　何占豪：你们别说我是啥伟大的作曲家，当年创作《梁祝》时，我就是个“幼稚的小青年”，在领导和老师指导、同学帮助下，完成了这个作品。这是实话，不是过分谦虚。现在这些海归派有那么好的技术，如果能像我当时一样，在老师指导下好好学习民间音乐，他们肯定老早就超过我了。脱离了生活，他们“吃亏”了。

　　记者：您多年来一直致力推动民族乐器的国际化，出于什么考虑？

　　何占豪：我一直提倡外来的音乐形式要民族化，民族音乐要现代化。而民族音乐现代化最好的方法是借助交响乐。不能不承认，交响乐的表现力更强，与它一结合，就可看出我们民族乐器的优缺点。我的一个愿望是，将来能使我们国家也有一两样乐器在全世界像小提琴、钢琴一样流行。毕竟像小提琴、钢琴、黑管这些现在看来的高雅乐器，当年也是民间乐器。

　　记者：您向来倡导民族音乐也要现代化，在这个多元社会，现代化突破口在哪？

　　何占豪：一是指题材的现代化。民族音乐要为现代社会服务，比如反映和谐社会所提倡的道德风尚。爱国主义教育不一定要通过高呼口号式的做派，可以选择反映民族英雄思想、对国家的责任感、对人民的热爱等历史题材。

　　记者：能否用一个具体的题材来做说明？

　　何占豪：我最近想写为建立新中国付出生命的人们，如我从小就崇拜的民族女英雄秋瑾，为什么她被迫害前会写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我尽可能正确地解读她，将她忧国忧民的思想用音乐表达出来。将先辈多么希望人民觉醒，建立民主社会的愿望写出来，使当代青年理解和产生共鸣，那实际上就是现代化。

　　记者：除了题材，还应该在哪些方面有现代化的突破？

　　何占豪：要适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尤其是青年。人们对音乐的欣赏习惯在改变，过去工业不发达，乐器也简单，像古乐南音的代表曲目《八骏马》主要用琵琶、二胡、箫等四种乐器来演奏。而如今，用交响乐能表现出万马奔腾、疾驰如风之感，现代人听觉系统变得更为丰满，古人的标准显然满足不了了，大家不喜欢嘛。所以要将先辈的音乐思想用现代技巧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