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握民族性和情感内在性，如何唱响中国民族歌剧？ 一听到“红岩上红梅开……”，很多人马上会想起“江姐”，而作为上海歌剧院第一代“江姐”的扮演者，任桂珍的名字也随着“江姐”的形象烙在了千万人的记忆里。“北有郭兰英，南有任桂珍”，在任桂珍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当中，《小二黑结婚》、《红霞》、《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白毛女》等经典民族歌剧的首演几乎都是由她担当女主角。 任桂珍，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上海歌剧院第一代“江姐”。曾任上海歌剧院指导、上海市音协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在《江姐》、《红霞》、《红珊瑚》等几十部歌剧中扮演角色，创造了众多不同性格、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女性形象。善于博采众长，在吐字、声音控制、音色变化等方面，汲取了民族唱法的特点；在行腔处理、表现人物等方面则汲取了我国传统戏曲的方法，同时又借鉴了西洋发声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我们唱歌要唱出情感的内在性 在上海市“音协杯”决赛和“金钟奖”全国选拔赛中，任桂珍担任了大赛民族唱法的主评委，比赛结束后，任桂珍直言：“所有参赛选手的嗓音条件都很不错，但遗憾的是，没有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尖子。选手们存在着一味地追求声音，扯着嗓子唱高音的通病。因此，作品的表达、音乐的理解、风格的把握以及歌唱的连贯性、声音的柔和度，都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在民族唱法中，没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特色，唱来如同白开水一杯，没味，也没有个性。这些都与歌者的歌唱动机、艺术修养和人生阅历及老师的教学理念有关。” 任桂珍深深地知道歌唱动机、艺术修养和人生阅历及老师的教学理念对一个歌者有多重要。电影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经任桂珍的口一唱，红遍了大江南北，被公认为建国后新民歌的经典之作。而做为中国第一代的“江姐”，她浩然正气的形象深深镌刻在了观众的心中。《红梅赞》，《绣红旗》等经典唱段被广大群众广为传唱。 前段时间，她在全身心地在带教两位“小江姐”：何晓楠和周琛。由于当代的年轻人对过去的革命斗争知之甚少，更谈不上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任桂珍在教她们表演、形体、演唱等技术的同时，更多地要求她们阅读、观摩有关江姐的文字和影视资料，使自己能更快更好地进入角色。任桂珍说：“人物作为电影戏剧表演艺术的唯一核心，更是主题的载体。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在歌剧表演艺术中同样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人物形象塑造成功与否，往往关系到一部戏的最终成败。” 任桂珍一直提醒告诫她们：“要演好江姐，首先要做好人。要甘于清贫、耐得住寂寞，对歌唱心无旁骛……”任桂珍讲，“演江姐要有层次感，要通过她对不同人的不同态度体现这种层次感。一是她对群众的态度，二是她对双枪老太婆的态度，三是她对反派人物沈养斋的态度，不能一味地慷慨激昂。”“现在流行唱歌嗲，可江姐身上没有‘嗲’这个字，她可以唱得抒情，但一定要有正气！”同时，任桂珍还提到了里面一句简单的“春蚕到死丝方尽”，她提出，要唱出情感的内在性，将表情、动作与音乐戏剧冲突密切结合在一起。 任桂珍说，扮演江姐是她艺术生涯中“最荣耀”的一件事情。“告诉她，胜利得来不容易……”这是最让任桂珍感动的一句台词，她要用江姐的故事告诉年轻人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在当时，这个希望她达到了。她所扮演的江姐一经出世，即受到民众的广泛共鸣，许多人看了之后，立即上交入党申请书，全社会因为歌剧《江姐》的风行而广泛开展学习江姐精神，江姐成为了每个年轻人心中健康向上、对党和人民忠贞的象征。 据任桂珍自己所说，在当时排练《江姐》时，她的身体并不能够支撑住，大量的说白，大段的演唱，她体力消耗很大，嗓子都有点嘶哑了。可当她演出时，看到台上台下哭成一片，特别是演到第二场，当江姐知道丈夫已被残酷杀害时，任桂珍已完全进入角色，苦和累全都抛到脑后了。唱英雄，学英雄，想到江姐，想到观众对江姐的喜爱，想到自己的演唱能对观众起到这样一个教育作用，她觉得，还有什么个人的得失可以考虑，还有什么个人的痛苦不能承受呢？任桂珍说，唱歌不在你嗓子怎么样，而在你怎么唱。任桂珍确实是用心去演江姐的。最终，任桂珍成功地完成了《江姐》的演出。 几年前，上海歌剧院迎来了该院公演歌剧《江姐》500场的日子。《江姐》是原创歌剧的标杆，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很强的代表性，而500场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数字。为纪念这个日子，上海歌剧院决定在上海大剧院推出“纪念演出”，由7个“江姐”同演。上海第一代“江姐”任桂珍在重头邀请之列，并让她出演第六场。这是全剧的重头戏，江姐与特务头子沈养斋“针锋相对”，同样，不仅有大段的说白，而且有大段的高音唱段。 表演结束任桂珍说，高兴的是观众没有忘记她。特别是谢幕时，如雷的掌声使她又像回到当年一样，她激动无比：“《江姐》留给我们这一代的记忆太多了。回顾这500场走过的心路历程，我惊奇地发现，一切都在改变，但是惟独不变的，就是江姐所带给我们的精神一一民族精神。” 中国原创歌剧有鲜明的民族性和艺术性 任桂珍说，这么多年来，对中国原创歌剧的争论一直不断，褒贬不一。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歌剧只是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对白、表演、唱段而成的一种话剧样式而已。但任桂珍却认为，中国原创歌剧是有其鲜明的民族性和艺术性的。自延安时期诞生的《白毛女》后，中国的原创歌剧一直沿着这条为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道路，不断发展前行。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我国涌现了《刘胡兰》《红珊瑚》《红霞》《洪湖赤卫队》和《江姐》等一大批题材好、音乐美的经典原创歌剧。其中，许多唱段流传甚广、久唱不衰，成为几代国人心中的永恒和挥之不去的记忆。 遗憾的是，在这段辉煌期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原创歌剧。究其原因，就是一些曲作者的创作理念和作风，失之偏颇。因为贪大求洋、闭门造车甚至妄自菲薄，致使那些花费巨资被冠以中国原创歌剧的剧目因为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喜爱，只能匆匆上演几场后，就偃旗息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连好听的歌曲都没有留下。有些创作者误以为只要题材好、人物高大全、作曲技巧高，作品就一定成功。其实不然，上述的要素固然重要，但那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已，是远远不够的。而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的感人，音乐旋律的优美和朗朗上口，更至关重要。诚然，西洋经典歌剧的科学性，应该学习和借鉴，但我们自己的创作之根，是一定要深植于民族沃土的。 任桂珍说：“民族歌剧表演艺术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益于我们宝贵的传统民歌和戏曲艺术。我在歌剧演唱事业上所体现的独特风格,尤其是在咬字、吐字、润腔、字正腔圆的风格体现以及科学的发声等方面的培养和提高也得益于此。”任桂珍在演唱上从民族唱法、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洋唱法中分别采撷其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当年为了演江姐，她特地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了一年，“因为以前的民族唱法唱不了《江姐》。”那个时候，舞台上一般只有中间顶上吊一个扩音器，如果没有美声唱法的气息共鸣，演员的声音是到不了全场的。除了学习科学的发声法，她还汲取我国民间地方戏吐字字正腔圆的特点，借鉴民间艺人“喷口”式的唱法，以咬字的铿锵来塑造英雄人物形象。 1986年任桂珍跟随同为歌唱家的丈夫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归国后，任桂珍坦言自己已经“跟不上形势”了。她想不到，现在的歌剧演员都依赖话筒和字幕来演出，“给我个话筒，一天唱几十场都没问题！有了字幕，咬字不清也没关系了？”这位老艺术家的语气中充满了不赞同。 任桂珍坚信，生活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只要耐得住寂寞，不为物欲所动，能怀揣一颗赤诚之心，深入生活，融入民间，去感悟火热的时代，那么中国原创歌剧的又一春，一定会很快到来。 “我现在对民族歌剧有点灰心，国内创作者也不重视，就是有好的剧本，也没有好演员，现在的年轻演员心思都不在戏上，都想着走穴赚钱。”话虽这么说，但任桂珍并没有放弃为中国歌剧事业贡献余热。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张春良说：“要唱响、唱红中国民族歌剧，必须打造出一批优秀的、能够支撑起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事业未来的高端艺术人才。我们要让声乐演员都争着出演民族歌剧、让人民群众都走进剧场来看民族歌剧、让广播电视网络媒体里多出现属于我们民族的动听旋律。” 因此，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民族歌剧表演人才培养”项目在上海师范大学启动，30名学员从全国300多名报名者遴选而出参与培训。任桂珍就在这份教师团队名单中。 振兴中国的歌剧这种信念，始终萦绕在任桂珍的心中。因此，她办过艺校，收过学生，也成立过“任桂珍工作室”，为培养歌唱歌剧人才她努力耕耘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