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生活报

腾格尔  以情带声可以让

民族歌曲直抒胸臆

    腾格尔，出生于内蒙古鄂托克旗，集歌唱、影视和作曲的三栖艺术家。曾获1989年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冠军、2001年金钟奖声乐铜奖等。凭借为歌曲《蒙古人》谱曲并演唱，一举成名。他的代表作品有：《蒙古人》、《天堂》、《天与地》、《唱给黄河听》、《狼》、《大男人》等。

    多年来，腾格尔凭借自己民族故土的神韵，让“草原硬汉”的形象深入人心，他的歌声高亢，苍劲有力，擅长表现深沉内在、悲壮豪迈的情感，有着独特的草原气质。他在歌曲创作与演唱中，并不模仿歌坛上的经典作品，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善于从民族、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不断推出具有浓郁蒙古风格的歌曲，且内容健康，情调高雅。腾格尔的演唱有一个特点就是直抒胸臆，他在演唱民族作品的过程当中，常常采取直抒胸臆的方式，通过以情带声的歌唱，引起听众心灵的广泛共鸣，从而获得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腾格尔曾经这样解释过自己的演唱：“我是用心灵唱歌的，我不仅把自己对故乡的热爱、眷恋之情注入到音乐创作和歌声中，而且把我对故乡及其生态环境的忧患情结注入其中，我的创作和歌声中充满了沸腾的血性和理性激情。”他也说：“唱歌就是用你的歌声来打动观众，用情感来打动观众。以前，作为歌手把歌唱好就行了，现在不是，是用华丽的东西吸引观众，歌好是次要的，但这是错误的。我觉得每个歌手的心中都应该有一个标准来警醒自己。”腾格尔在音乐的道路上一直坚持用心创作、用心演唱，他的歌声直抵听众的心灵深处并传唱至今。

    腾格尔认为，民族歌曲除了有优秀的民族歌手演唱，也离不开好的创作。他建议：“民族歌曲的创作必须有个性，没个性成不了，个性过了，观众又不认账，很难把握。而创作人在写民族歌曲的时候不能想太多，要写得简单些，主要让歌曲好听，有生命力，凡是成功的音乐作品都是活的。《蒙古人》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很活，现在听还是有震撼力。”

    同时，腾格尔强调，民族歌曲的创作不仅要有民族性还要有时代性，他说：“《天堂》这首歌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就达成了统一，民族性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但我从来没有认为只有背着马头琴在草原上放歌才是民族性，民族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天堂》在这方面平衡得很好，你听到便知它是一首蒙古族的歌，它的旋律又便于识记和传唱。我觉得‘时代感’并不抽象，它是变化着的心和耳朵，是可以具体化、细节化的东西。”

    如今，腾格尔用他苍劲的歌声和民族情怀让人们感受到了蒙古族音乐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中国风交响乐“生态”不平衡

      唯有扎根民族，才会有“中国范儿”！

    日前，由指挥家张艺、钢琴家陈萨、琵琶演奏家张强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的“‘交响中国风’国家大剧院中国作品主题音乐会”，演绎了赵季平、杜鸣心、于京君、商沛雷4位作曲家的作品，获得了观众的好评，也使“交响音乐中国化”的话题再度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其实，“交响音乐中国化”的概念由来已久，早在100多年前交响乐引入中国之初，便成为萦绕在中国作曲家心头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国风交响乐已经形成了三种创作模式。

    一种是将中国历史传说转化为交响乐的主题，用具有中国风格的音乐旋律讲述中国故事。比如，1959年由陈钢、何占豪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大获成功，成为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之一。新世纪以来，类似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第二种是钢琴协奏曲，人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恢宏大气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自那之后，中国风的钢琴协奏曲作品虽然仍不时涌现，但让听众津津乐道的却少之又少。

    第三种是将中国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相融合，丰富其音响色彩，提升其艺术表现力。早在80年前冼星海创作《民族解放交响曲》时，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探索实践。近年来，《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等传统名曲纷纷推出了民族器乐协奏曲改编版，但原创性的作品尚不多见。

    总的看来，中国风交响乐的“生态”还不平衡。这就要求创作者在作曲技法与思维方式上适当调整，创作更多留得下、传得开的优秀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风交响乐在传播与表达上，应该重视宏大主题与鲜活表达之间的关系。创作者应深入研究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研究受众对交响乐的接受与理解程度，以细腻的、有代入感的音乐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民族精神。

    中国风交响乐还需要融通中国文化精神，重视听众的文化心理。当前，有些业界人士从创作技法到演奏风格都照搬西方的套路，好像观众越听不懂越好。如此追求交响乐的“西洋味”，中国风格就成了无源之水。实际上，要创作获得广泛认同，专属于我们民族与时代的中国风交响乐，音乐人应该从演奏到创作，从形式到内容，从技法到传播，都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审视社会热点，传承中华文化，扎根民族沃土，挖掘出音乐中的“中国范儿”。

■文/程千懿

书评被过度商业化，

书评人要如何给自己定位？

    如今，看公众传媒上书评的人越来越少了。十多年前，普通作者出一本书，邀一些关系好的文友写书评，给的润笔多半是一本样书，礼尚往来而已。如今不一样了，不少文友的群空间，经常见到这样的吆喝：“上午发的书评，下午就收到百元稿费，瞧，我多讲信誉呀，欢迎为本人新书写书评，第一时间发表者，请附上你的账号！”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曾经有人夸出了成功。英国小说家毛姆，为出版自己滞销的长篇小说，曾亲笔写下一则广告：“本人身体健康，个性开朗，尤其喜欢音乐和运动，是一位年轻而有教养的百万富翁。希望能与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女主角一模一样的女性结婚。”结果，这本书不仅顺利出版，而且闹得洛阳纸贵，成为畅销读物。

    书评广告做到毛姆那个水平，已经是牛皮的极致，但是，其作品确实好。而今的出书人，显然比毛姆更牛，某些粗制滥造的自费书，喜欢在作品封面，披上名人外衣，“拉大旗，充虎皮”，名人们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出现在无名小卒的序言或者封面，让人误以为是名人新作。当然也有一些名人碍于关系面子，违心认可那些接近肉麻的吹捧；至于是否为名人所撰，只消扫一眼那些字里行间的铜臭气，就不难猜出是真心还是假意了。

    新书上市，召开作品研讨会、找人写书评，是出书者惯有的套路。研讨会开到如何规模，请出何等级别的大咖，取决于出书者的经济实力或者社会地位。此类研讨会，百分之百的好话，大有不将作品吹得流芳千古不罢休之势。接下来，各路大咖的评论亦如雨后春笋，但最后的情况是：读者看完书评后再读原著，除了失望还是失望，无不感觉被忽悠一场。随着网络的普及，文学微信群进入大众视野，很多人出了新书，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宣传，引导各路同仁扫二维码，点赞、打赏，你方唱罢我登场，然后是一大堆转发、关注，糟蹋的不光是书评家的学养，还有出书人的个人声誉。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书评界，存在着过度商业化和文化性弱化的两大乱象。要纠正书评价值失衡、根治书评乱象，归根结底要建立独立书评人制度。须知书评评不出好书，佳作是写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违心的书评，跟很多人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是一回事。任凭言不由衷的书评失控泛滥，不仅对作者成长起不到半点帮助，反而助长图书界的投机与钻营。

■文/蒋平

华语电影有市场无口碑

远离艺术，五百亿票房也没用

    华语电影票房越来越高涨的今天，真正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好电影却越来越少。以前，电影是艺术也是商品，但是现在，电影的商品属性越来越大，而电影是不是好看的艺术属性却越来越薄。

    近日，以“傻根”形象出名，因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王宝强当导演拍电影了，关心电影的人似乎心里都有疑问“他行吗”。投资老板自然认为王宝强“行”，其实在投资人的眼里谁当导演并不重要，懂不懂电影艺术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宝强当导演能换来关注度。如今，拍电影已经不是导演的问题，完全是市场的问题。我们无意对王宝强本人说三道四，或许王宝强真是一位好导演，但让王宝强当导演一定是市场的选择，而不是电影艺术的选择。这说明一个事实，当今的电影已然到了与艺术无关的境界。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电影的春天，吴天明的《人生》，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今天看来或许能成为中国电影的传世之作，甚至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有其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电影成就的传奇，不仅仅是因为票房，重要的是因为这些电影都是有“魂儿”的电影，都洋溢着人性的光辉。纵观当今的中国银幕，电影的“魂儿”就是让电影怎么挣钱怎么来，这些被称之为市场“无底线”的电影，却可以霸占市场，可以以票房为先导，以每年递增多少钱为己任。于是，有责任感的电影人和观众为电影的艺术性呈现出集体大滑坡而感叹，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现实的无奈，是电影丢失了艺术时代的悲哀。

    电影经历了从崇尚艺术到崇尚票房两个不同的年代，现在又进入了只求崇尚票房的时代，我们看到国产电影票房亿元俱乐部的导演名单越拉越长，我们的电影在世界舞台上却离我们的奖项越来越远，观众的口碑越来越差强人意，同时，电影也进入了浮躁和功利的怪圈。粗制滥造、装腔作势、内容空洞、脱离生活，这样的电影，即使票房达到500亿了，又能说明什么？

    其实艺术很简单，艺术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精髓，是生命的源泉，一个简单的《西雅图夜未眠》看哭了多少人；《人鬼情未了》让多少人心碎；印度的《三傻大闹宝莱坞》让人捧腹又感动。在我们的电影一味强调票房至上，在娱乐性和商业性上下大功夫时，电影从业人员也应该尊重自己的职业、尊重电影本身，不管怎么说，呼唤艺术的回归本是大多数观众的需要。

■文 / 陈滨